苏酥学法 · 概念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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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体系内部的概念、经济学提供的分析工具、两者交汇处的规则分析,以及心理学与逻辑学里那些日常判断也用得上的术语。释义由本站撰写并审校,尽量落在一条能直接拿来用的定义上。

目前共收录 285 条概念 · 法学 169 / 经济学 51 / 法经济学 23 / 心理学 21 / 逻辑学 21 · 其中 108 条已有独立释义页,含法条原文与相邻概念

法学法律体系内部的概念与制度

法理学与法律方法7 条

比例原则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比例原则是指公权力机关限制公民权利时,手段必须适合目的达成、须在可行手段中选择损害最小者、且损害不得与所获公益明显失衡的原则。其要素包括适当性、必要性与狭义均衡性三层依次进行的审查,用于约束权力行使的代价。它审查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不审查目的本身的合法性。

比例原则将公权力干预个人权利的正当性拆解为依次进行的三层判断,顺序不得颠倒。适当性要求手段能够促进目的实现,必要性要求在同样有效的手段中选择对权利限制最轻的,狭义均衡性要求手段带来的公共利益与私人付出的损害相称。三层递进的安排使粗放措施在较早环节即被否弃,为权利提供梯度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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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解释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法律解释是指对法律条文的含义予以阐明的活动与方法,通常依文义、体系、历史、目的与合宪性等方法展开,一般以文义为起点。其要素为待解释的文本、可用的解释方法与公开说理的义务,所要解决的是条文语义在具体适用中产生争议的问题。它是受约束的论证,不是解释者个人偏好的自由发挥,结论须回到条文与目的之上。

解释方法的排列有其功能秩序:文义划定条文可能的含义范围,字面清楚时通常不必再向下走;文义存疑时进入体系关联、立法沿革与规范目的之中寻找线索,各方法相互印证而非单兵作战。法官的读法要能回应当事人的不同理解,理由必须展示出来,使他人能够沿着同样的路径检验,方法公开是解释可被监督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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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溯及力Retroactivity of Law

法律溯及力是指法律对其生效之前发生的事实与行为是否适用的效力,原则上法不溯及既往,例外是更有利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益时可以溯及适用。其要素为行为时法与裁判时法的区分以及有利溯及的例外规则,所要解决的是规则预期与权益保护如何兼顾的问题。溯及的例外只能朝有利方向开放,不能反向追究既往。

不溯及既往保护的是预期:人们按行为时有效的规则安排生活与交易,若事后颁布的新规则可以追究既往行为,规则的指引功能将被瓦解,行为者无从预判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法律的效力起于生效之时,这是时间效力的一般原则,也是可预期性作为法治底座的体现,事后的规则不应没收依据旧规则形成的信任。

法律位阶Hierarchy of Legal Norms

法律位阶是指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与规章等不同层级的规范性文件之间效力高低的等级秩序,下位规范不得与上位规范相抵触。其要素为规范制定机关的层级与规范效力的等级对应关系,所要解决的是不同层级规范发生冲突时如何确定适用的问题。它只处理层级冲突,与同位阶规范之间的冲突规则属于不同层面。

位阶秩序源于规范制定机关在宪法框架中的层级差异,宪法居于顶点,其余规范依制定机关的权限高低依次排列。两份文件冲突时,先按效力层级排除下位规范,不必先进入内容优劣的实体比较,这为法律适用提供了确定的第一步。机关权限有高低,规范效力随之分层,体系才不至于靠声音大小裁决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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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益Legal Interest

法益是指受法律规范保护的生活利益,包括生命、身体、财产、名誉等个人利益与交易安全、公共秩序等超个人利益。其要素包括利益的受保护性、受侵害的可能性与保护的必要性,用于解决立法与裁判中保护对象的确认与衡量问题。它与权利不同,范围依赖解释划定,不以明确归属为前提。

法益概念把法律保护的对象描述为各种生活利益,而非一一对应的权利清单。利益是否值得保护,由立法者与裁判者先行确认,确认之后再衡量侵害的程度与发生的情境。许多争议最终表现为两种均受保护的利益之间的冲突,例如表达自由与名誉保护,处理方式依赖位阶排序与个案权衡,而非简单宣布一方不受保护。

类推适用Analogy

类推适用是指在待决案件缺乏直接法律规定时,法官援引针对相似情形制定的规范,比照其规范意旨处理该案的法律补充方法。其构成要素为法律漏洞的存在、法定情形与待决情形在法律评价要点上的相似以及规范意旨的可延伸,用以解决法律未预见情形缺乏裁判依据的问题。须划清的是,类推借用的是规范背后的评价道理而非任意找法,且不得改变规范原有的适用条件与强制底限。

类推适用的前提是承认法律存在漏洞,即依立法计划本应规定却未规定的情形。法官须先论证待决案件与法定情形类似,类似的标准不在表面事实接近,而在两者于法律评价要点上是否一致。电子签名之所以能比照书面形式获得处理,是因为两者在功能与可靠性上达到同等评价,规范理由得以延伸至未规定之地。这一过程负有论证义务,相似性必须被明确呈现并接受检验,不是凭直觉的取舍。

正当程序原则Due Process

正当程序原则是指公权力作出影响他人权益的决定之前,须遵守告知、听证、说明理由、回避等最低限度程序要求的原则。其要素为事先告知、听取意见、理由公开与中立裁断,以程序步骤约束权力运行,降低专断决定与事实认定的错误风险。它属于程序性约束,程序完备不当然担保实体决定合法,与实体合法性审查并行而功能不同。

程序步骤的实效在于把错误拦在决定生效之前:告知让受影响的人知道什么将被决定,听证把未被行政机关看见的事实与理由摆上桌面,说明理由迫使决定者把自己的依据摊开接受检验,回避切断裁决者与结果的利害关联。程序因而被视为成本最低的纠错装置,许多错误在盖章之前就被过滤,其价值不仅在效率,也在以尊重人的方式行使权力。

民法与物权10 条

表见代理Apparent Agency

表见代理是指行为人没有代理权,却有让人相信他有代理权的外部表现。交易对方善意且无过失地信以为真时,交易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核心要件是外观存在、对方善意无过失与本人有可归责之处。被代理人担责后可以向行为人追偿,对方明知其无权限的不受保护。

采购员拿着盖好章的合同和介绍信去谈生意,客户只能看这些外在凭据,没有办法核实公司内部到底给了多少权限。外观是谁制造的,谁就该承担外观带来的后果,公司把印章和职务身份交到别人手上,就有义务管好它们。要求客户对每笔交易逐个核实内部授权,交易成本高到无法承受,法律于是把风险分给离风险源头最近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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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行为Legal Transaction

法律行为是指以意思表示为要素,依当事人的意思发生私法上效果的行为,合同、遗嘱等为其典型形态。其要素为意思表示、行为能力与合法性框架,所要解决的是私人如何依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问题。它与效果由法律直接规定的事实行为相对,效果源于意思还是源于法律的直接规定,是二者的分水岭。

法律行为的核心装置是意思表示:与谁缔约、将财产留给谁、与谁结成婚姻,法律不代为选择,只审查意思是否清楚、真实地表达出来,效果随意思的方向生成。私法自治经由这一装置落地,生活的安排权交还个人,法律负责承认其效力并划定底线。交易的展开、家事的安排与财产的传承都经由同一装置完成,私人因此成为自己权利义务的设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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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置权Right of Retention

留置权是指债权人合法占有债务人的动产,于债权已届清偿期而债务人不履行时,留置该动产并就其变价优先受偿的法定担保物权。其要素为合法占有、债权到期以及动产与债权原则上属于同一法律关系,解决债权人事先没有约定担保时的履行保障问题。须注意,它由法律直接规定而成立,与依当事人约定设立的抵押权、质权在发生根据上不同。

留置权不依赖事先的担保约定,债权人占有合法且债权到期,即可扣住动产施以压力,这是法律给承揽、保管、运输这类劳务债权人配置的保护。它属于法定担保物权,效力强于一般债权,留置期间动产由债权人继续占有,债务人不履行便无法取回标的物,压力直接而具体,无须借助于诉讼即可形成约束,正因如此,法律对其成立要件也收得格外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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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取得Acquisition in Good Faith

善意取得是指出卖人无权处分他人财产,买受人不知情并支付合理价钱时可以取得所有权的制度。条件是无权处分、善意、合理价格与完成登记或者交付,缺一不可。它在原权利人的追回权与买受人的信赖之间偏向后者,以维护交易秩序。恶意购买或者无偿取得的人不受保护。

旧货市场里买东西,买家没有能力查清每件物品从前转手过多少道手,只能相信眼前占有它或者登记在他名下的人就是主人。如果原主随时都能把东西追回去,人人买东西都要先查清对方的权利链条,交易就难做了。法律把丢东西的风险分给把物品交到别人手里的一方,他离风险的源头更近,也最容易防住,把车借给别人前多留个凭证就能省掉后来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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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时效Limitation Period

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一直不行使权利,期间届满后义务人可以拒绝履行义务的制度。权利本身并不消灭,只是失去法院的强制保护。它解决的是多年搁置的旧账与已经稳定的社会秩序之间的冲突,防止争议无休止地拖下去。权利人主张权利等事由可以让时效中断并重新起算。

一张欠条拖了很多年没有去要,等到想讨的时候借据可能已经丢失,经手的人也记不清了,事实一年比一年难查。法律因此给权利设定期限,催促权利人及时主张,不要把争议无限期地搁在一边。时间越久,证据越少,纠纷的成本就越高,让长期不闻不问的人承担权利弱化的后果,是法律在他与维护现状的对方之间做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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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权处分Unauthorized Disposition

无权处分是指无处分权人以自己的名义,就他人权利实施处分行为,如出卖或设定担保的情形。其要解决的是处分权欠缺时买卖合同效力与物权变动如何安排的问题,现代规则区分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合同不因无权处分而无效。需注意权利人可拒绝追认,标的物未必能完成物权变动。

规则的核心在于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区分:签约属于负担行为,卖家只需承诺设法取得处分权,欠缺处分权不使合同无效,搞不到处分权即构成违约,买家可请求履行、解除合同并主张违约责任;处分行为则受处分权制约,权利人不予追认而买家又不符善意取得要件时,物权变动不发生。债的账与物的账由此分开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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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法定numerus clausus

物权法定是指物权的种类与内容由法律规定,当事人不得自行创设或变更,学理上称为类型强制与类型固定。其要解决的是物权具有对世效力,若允许任意创设,第三人查证物上负担的成本将过高的问题。需注意它限制的是物权而非债权,合同约定的内容在当事人之间仍可产生债的效力。

这一原则约束两个层面:一是种类法定,当事人不得在法定类型之外自创新物权,例如自行发明一种优先于抵押权的支配权;二是内容法定,每一种物权能支配什么、期限多长、是否须登记,均依法律规定,当事人不能通过约定填补或改造。违反的结果不是合同一律无效,而是约定抬不进物权,只停留在债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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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表示Declaration of Intention

意思表示是指表意人将意欲发生一定法律效果的意思,以明示或者默示方式表现于外部的行为。它由效果意思与表示行为构成,是法律行为的核心构件,解决个人自由意志如何成为权利义务变动根据的问题。需要划清的是,意思表示不等于内心想法本身,意思未表达于外部即不产生法律效果,沉默原则上没有表示价值。

意思表示的效力根源,在于效果意思与表示行为相互对应:心里想卖、口中说出卖、相对人也听懂了卖,法律效果才有归附的依据。表达方式明示与默示皆可,交易中的实际履行同样能够承载意思,唯独沉默原则上不算数,除非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交易习惯赋予其表示价值。这一限制保护的是相对人的信赖,不让任何人替他人的沉默承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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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possession

占有是指对物在事实上的管领与控制,是一种受法律保护的事实状态而非权利。其要素为对物的实际支配以及支配的持续状态,要解决的是物的归属争议之外,使用与流转秩序如何维持的问题。需注意占有不等于所有权,无权占有同样受保护,权利人须循法定途径取回。

占有的认定通说采客观标准,只问物是否处于某人事实支配之下,不问其内心是否真有支配的意思,也无须具备行为能力,因而无行为能力人与不知情的保管人同样能够占有。法律保护这层最容易辨认的外观,使物的使用与流转不必每次都去追查权利底细,先以管领状态定秩序,权利争议留待另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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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误解Material Misunderstanding

重大误解是指表意人作出意思表示时,对合同内容等关系其决定的重要事项发生错误认识,并基于该错误订立合同的情形,受有不利益的一方可请求撤销合同。其要件为错误重大且与意思表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要解决的是真实合意欠缺与交易安定之间的冲突。需注意轻微误解或单纯动机错误一般不在救济之列。

构成上须同时满足三点:错误涉及行为性质、标的物品质或当事人等要害事项;按通常理解,若知道真相便不会作出该意思表示;错误与订立合同之间存在因果关联。撤销权有除斥期间,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九十日内不行使即告消灭,指望以拖延维持合同效力或伺机翻案,均不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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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与债16 条

保证Suretyship

保证是指保证人与债权人约定,在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由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承担责任的担保方式,属人的担保。其要素为保证合同、保证方式与保证范围,要解决的是债务人责任财产不足时债权如何增信的问题。需注意一般保证与连带责任保证的责任顺位差别极大,签约时须明确选择。

保证的功能在于为债权追加一层责任财产:债权人在债务人之外,还可向保证人主张,偿债能力的监督成本也随之从债权人转移到保证人一侧,谁愿意作保,谁去操心债务人的状况。保证依附于主债权,主合同无效则保证原则上不生效力,保证人承担的责任范围不得超过主债务,从属性贯穿保证的成立、移转与消灭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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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当得利Unjust Enrichment

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根据取得利益并使他人受损,受损人有权请求返还的制度。构成上需要一方得利、一方受损、得利与受损有因果关联且欠缺依据。它填补合同与侵权等专门规则之外的财产失衡,已有专门规则时不能径行援用。返还以恢复原来的财产状态为目的,不以惩罚得利人为目标。

每一笔钱的变动都应当有原因,货款对应买卖,赔偿对应过错,多出的钱找不到任何原因,别人手里的钱就白白少了。受损人主张返还时不必证明对方有什么过错,只要说明利益从自己这边流到了对方那边,又找不到交易或者法律上的原因即可。返还的目的是让双方回到原来的位置,而不是处罚谁,这样的安排让受损人的主张门槛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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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位权Subrogation

代位权是指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债权或相关从权利,影响债权人的到期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自己的名义向人民法院请求代位行使该权利的保全制度。其要件为债权合法到期、债务人怠于行使并已影响清偿,要解决的是债务人消极不作为掏空责任财产的问题。需注意它必须通过诉讼行使,不能由债权人自行径行主张。

代位权的机理在于捅破债的相对性:债权原本只能向债务人本人主张,但当债务人怠于行使其权利,等于任由责任财产闲置流失,法律遂允许债权人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债务人的相对人主张权利,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到期债权为限,取得的财产直接用于清偿,避免先归入债务人财产再被执行的迂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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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过失Culpa in Contrahendo

缔约过失是指在订立合同过程中,一方违背基于诚实信用产生的先合同义务,因故意或者过失致对方信赖利益受损而应承担赔偿责任的制度。其要素是先合同义务的违反、信赖利益的损失与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填补的是合同尚未成立或者无效时磋商阶段的保护空隙。它不同于违约责任,不以合同生效为前提,赔偿范围限于信赖利益而不及于履行利益。

规范的对象是先合同阶段的信息与信赖,磋商中一方披露经营信息、交出底牌、投入差旅与评估成本,这些都建立在对方会诚信谈判的预期上。由此产生说明、保密、忠实与通知等先合同义务,其根据是诚实信用原则而非合同条款,义务的违反不待合同成立即构成可归责的事由,救济从信赖被辜负的时刻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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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金Earnest Money

定金是指合同当事人为担保债务履行,依约定由一方向对方预先给付的金钱,并适用给付方违约无权返还、收受方违约双倍返还的定金罚则。它以确定的金钱损失抬高违约成本,兼具证明合同成立的证约功能,解决约定担保与履约约束的问题。须注意,定金数额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百分之二十,超出部分不产生定金效力,定金与仅作预付款的订金性质亦不相同。

罚则的机理在于对称:交付定金一方违约,丧失定金,收受一方违约,双倍返还,两头损失相等,谁毁约谁付出确定代价。这种预设的损失让承诺变得可信,谈判中的犹豫随之减少;合同成立前交付定金的行为还可以证明合意的存在,减少事后对合同是否成立的争执,也促使双方在缔约时更认真地衡量自己的履行能力。

格式条款Standard Terms

格式条款是指一方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其要素是单方预先拟就、面向不特定交易反复适用、相对方只能整体接受,要解决的是大规模交易中逐条谈判成本过高的问题。需要划清的是,格式条款并非当然无效,效力瑕疵通常只及于未尽提示说明义务或者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具体条款。

格式的核心在于缔约能力的失衡被制度化。提供方凭借专业优势预先写定文本,相对方在缔约现场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只能整体签收。法律于是把程序义务压给提供方: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特别是免除或者减轻自身责任的内容,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并按其要求说明含义;未尽此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内容。以程序义务矫正实体失衡,是这套规则的机理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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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解除Termination of Contract

合同解除是指合同有效成立后,因当事人协商一致、约定事由或法定事由出现,而使合同关系提前终止的制度。其要素为解除权的产生与行使,以及解除后的结算与善后安排,要解决的是履行中途如何体面退出并清理既有账目的问题。需注意解除针对的是有效合同,与针对效力瑕疵的撤销不同。

解除权的来源有三:协商解除凭双方合意,约定解除看合同预设的触发条件,法定解除则在对方根本违约、迟延经催告仍不履行等情形下产生。解除是形成权,凭解除一方的意思表示即可生效,无须对方同意,但法定解除须以违约达到足以动摇合同目的的程度为前提,防止一言不合就散伙,也保住契约的拘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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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相对性Privity of Contract

合同相对性是指合同主要在缔约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拘束债权人与债务人,原则上不及于合同之外的第三人。其要素为缔约双方的意思合致与由此设定的权利义务,所解决的问题是效力范围如何划定,避免未经参与的人被他人的约定课加义务或负担。相对性是原则而非绝对屏障,涉他合同与债权人保全等制度构成法定例外,故不能把第三人一律不受合同影响当作定论。

合同效力源于当事人的合意,而合意仅存在于作出同意表示的双方之间,故义务与权利的辐射范围亦以此为限。未经缔约的人既不受合同义务的拘束,一般也不能直接依合同主张权利;违约救济同样只能在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进行,债权人不得越过契约关系向第三人追索,第三人也不得援引他人之约对抗债权人。这一封闭结构把效力的起点与终点都锚定在合意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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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损规则Mitigation Rule

减损规则是指一方违约后,守约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扩大的规则。其要素是减损义务、适当措施的判断标准与扩大损失的归属,要解决的是放任损失增长却由违约方全额埋单的道德风险。需要划清的是,它削减的只是扩大的那部分损失,原有损失与合理的减损费用不受影响。

机理是把止损的担子放回最有能力止损的人肩上。损失发生后,行情、货物与渠道都在守约方手里,他动一动就能省下的成本,违约方无从替代。法律因此不许索赔权演变为坐等赔偿的权利:能转卖的及时转卖,能替代采购的及时替代,怠于采取措施导致的扩大损失不予赔偿。归责理由也清晰,扩大损失源于守约方自己的不作为,而非违约行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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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预见规则Foreseeability Rule

可预见规则是指违约损害赔偿以违约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为限的规则。其要素是订约时点、理性人预见标准与赔偿上限,要解决的是责任范围漫无边际、下游损失层层转嫁的问题。需要划清的是,它只约束违约损害赔偿,侵权赔偿的责任边界另有规则处理。

机理在于风险分配与定价的联动。双方订约时各自权衡的风险已经进入价格:报价里装得下的风险由卖方承担,装不下的落在买方头上。若赔偿不设预见边界,一笔普通买卖就可能牵出下游整条生产线的损失,责任变成无底洞,无人再敢轻易供货。以订约时点为准,意味着风险在签字一刻分配完毕,价格能够反映真实负担,交易预期由此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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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合同sales contract

买卖合同是指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且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其核心要素是所有权转移与价款支付的对价安排。应注意买卖合同属于转移所有权的典型有偿合同,与租赁等转移使用权的合同在权属变动上相区分。

买卖合同的效力结构围绕所有权转移与价款支付的对价安排展开,出卖人负有交付标的物并移转所有权的义务,买受人负有支付价款并受领标的物的义务。动产所有权自交付时移转,不动产所有权则自登记完成时移转,交付方式包括现实交付、简易交付、指示交付与占有改定。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原则上随交付而移转,与所有权是否已完成变动并不必然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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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利益Expectation Interest

期待利益是指合同如约履行后当事人本可获得的利益,是违约损害赔偿的通常计算基准,赔偿旨在使守约方处于合同已被履行的境地。其要素为合同有效存在、履行利益的现实性与损失和违约之间的因果关系,要解决的是违约赔偿数额的确定标准问题。它与信赖利益和返还利益并列而不得重复计算,同一损失在两个名目下分别主张不为法律所认。

以期待利益为赔偿基准的理由在于,缔约方追求的正是履行后的未来收益,违约剥夺了这一未来,赔偿须把它补回,使守约方处于合同如同已经履行的境地。计算范围涵盖履行后可得利益即可预见的利润,可预见性以订约时为判断时点,超出预见范围的损失不获赔偿。基准若退化为仅返还已付对价,违约就近乎零成本,约束随之失效,信用将先于规则塌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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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势变更Changed Circumstances

情势变更是指合同成立后发生订立时无法预见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对一方明显不公平,受不利影响的一方可以请求重新协商,协商不成再请求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制度。其要素是基础条件变动、不可预见、非商业风险与显失公平,要解决的是合同前提动摇时刚性履行带来的不公。它与不可抗力不同,履行并非不能,只是代价严重失衡。

制度机理在于合同有其默示前提:缔约时的市场与政策环境大体延续,双方基于这一前提定价并分配风险。前提崩塌时仍令一方按原条款履行,等于令其独吞订约时无法预期的巨变,长期合同尤其如此。构成要件因此环环相扣:变化发生在合同成立之后,订约时不能预见,不属于正常商业风险,且继续履行对一方明显不公平,四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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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约金Liquidated Damages

违约金是指当事人约定的、一方违约时应当向对方支付的一定数额的金钱。其要素是预先约定的数额、以违约为触发条件以及以补偿为原则的性质,要解决的是事后损失举证繁琐与违约代价事前不明的问题。需要划清的是,约定数额并非僵化不变,过分偏离实际损失时可以请求司法调整,它也不等同于惩罚性赔偿。

违约金的功能建立在两个机理上。其一,它替代损失的证明:守约方无须逐项核算停产、利润流失或者费用支出,直接按约定数额主张,省去一整套举证成本。其二,它把违约的价格前置:违约方在签字那天就看到毁约的价码,交易预期由此稳定。性质上以补偿为原则,约定数额大体对应可预见的损失,超出实际损失过多的部分缺乏正当性,这是理解调整规则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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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因管理Negotiorum Gestio

无因管理是指没有法定或者约定义务的人,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管理其事务,并可请求受益人偿还必要费用的制度。它的要素是管理他人事务、无管理义务与有为他人利益的意思,处理的是互助行为发生后的费用结算与管理人的责任边界。管理须符合本人利益且不违背其明示或者可推知的意思,否则管理人可能承担赔偿责任,不得借管理之名干涉他人事务。

制度背后的判断是互助的社会供给问题,若助人者不仅得不到补偿还要自担风险,愿意伸手的人会减少,个人自力承担的替代方案对社会更贵。法律因此赋予管理人必要费用偿还请求权,同时课以义务,管理须依本人利益进行,不违背其明示或者可推知的意思,并履行通知与报告的义务,越权或者不当管理可能构成赔偿的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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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赖利益Reliance Interest

信赖利益是指当事人因合理信赖合同有效成立而进行缔约准备或作出支出所形成的利益,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时得请求赔偿,旨在使受害人恢复到未缔约前的状态。其要素为信赖的合理性、信赖投入与信赖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损失的真实有据,要解决的是合同未能生效时信赖支出的分配问题。它通常不含本可获得的履行利润,赔偿以缔约前状态为上限,与期待利益的界限在此。

保护的机理在于维护信赖的安全:市场交往要求人们敢于依对方的允诺安排事务,允诺落空时投入不致白扔,交往才有稳定预期。赔偿范围涵盖缔约费用、为履行所作的准备支出以及因此丧失的其他缔约机会,但均以合理为限,过度投入与缺乏凭据的损失不在保护之列。信赖必须可见且有据,凭空想象与超出常理的投入不构成可赔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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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与责任9 条

惩罚性赔偿Punitive Damages

惩罚性赔偿是指在补偿实际损失之外,再责令恶意侵权或欺诈行为人支付超出损失数额金钱的责任。多出的部分是制裁,用来让恶意违法变得无利可图。它以法律明文列举为限,计算以损失或价款为基数乘以法定倍数。适用时与补偿性赔偿分开计算,避免同一损失重复获偿。

有些恶意行为虽然害人,单笔算账却很划算,以次充好多赚的有限,受害人损失不大,多数人嫌麻烦不去追究,行为人盘算下来违法比守法合算。惩罚性赔偿把赔偿数额按倍数放大,让这笔算计落空,恶意违法在总账上变成亏本生意。谁想在恶意上占便宜,谁就要付出远高于收益的代价,别人看到这种下场才会收敛,威慑由此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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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错责任Fault Liability

过错责任是指侵权责任以行为人具有过错为归责要件的一般归责原则。其要素是过错要件、因果关系以及举证责任原则上由主张方承担,要解决的是让责任跟随可归咎性、避免任何人因纯粹意外担责的问题。需要划清的是,它是一般原则而非唯一原则,法律另有规定的适用无过错责任或者过错推定。

原则的机理是把责任与可归咎性绑定。行为人本可以注意却未注意,谴责与赔偿才有预防意义;换作任何人都无法避免的情形,追究责任并不能让行为更谨慎,只会让人无所适从。普通人因此获得稳定预期:只要尽到注意本分,天降之祸不会落到自己头上,社会生活与交易安排才得以正常展开。主观状态由此成为归责的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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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失相抵Comparative Negligence

过失相抵是指在损害的发生或扩大中受害人一方也存在过错的,依双方过错程度与原因力比例减轻加害人赔偿责任的规则。其要素包括受害人一方的不注意、与损害的共同因果作用及份额衡量,用于解决损害在双方之间如何分担的问题。它只减轻责任,不使加害人完全免责。

过失相抵的基础在于损害由双方行为共同促成,加害人的过错与受害人自身的不注意在同一因果链条上汇合。份额的确定综合考量双方过错的程度与各自对损害发生的推动作用,而非机械对半。该规则同时承担公平分配与激励功能,提醒每一个人谨慎并非只加于他人,受害的后果不能成为自己完全不设防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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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责任倒置Reverse Burden of Proof

举证责任倒置是指在法定情形下,法律将原本由主张方承担的特定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转移给对方当事人承担的规则。其要素为法定情形的存在、倒置要件的范围限定与倒置方的证明负担,用以矫正证据为对方掌控时主张方的证明困境。它不是全案责任的反转,受害人仍须证明损害等基础事实,适用场合以法律明文列举为限。

机制的核心是把证明负担配置给距离证据最近的一方:医疗损害中病历与操作记录由医疗机构掌握,环境污染中排放数据由排污者掌握,依一般规则让受害人举证,等于让没有钥匙的人先开门。倒置之后,掌握证据的一方须就法定要件不存在举证,拿不出干净的证明即承担败诉后果。负担落点决定诉讼走向,藏匿与拖延也因自担风险而失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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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带责任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

连带责任是指多数债务人中任何一人均负有履行全部债务义务的责任形态。其要素是数个主体、同一给付内容以及债权人择一求偿的权利,要解决的是债权人面对多个责任人时逐个追索、份额纠缠的执行难题。需要划清的是,连带责任以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为前提,不得径行推定创设。

结构上有内外两层。对外,债权人可以向任何一名债务人请求全部履行,不必按份额逐个追索,一人清偿全部债务后其余债务相应消灭;对内,实际承担超过自己份额的人,可以就超出部分向其他债务人追偿。这种安排把债权实现的成败从内部份额之争中剥离出来,债权人只认一个总数,内部如何分摊是清偿之后的另一场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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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损害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生态环境损害是指因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导致生态环境功能减损或灭失、需要修复或赔偿的情形。其认定包括基线确认与损害量化等技术环节。应注意生态环境损害不同于传统的人身财产损害,其救济对象是环境公共利益本身。

生态环境损害的认定遵循从基线到量化的技术路径,先以未受扰动时的环境状态为基线,再比较受污染或破坏后的状态,确定环境功能减损的范围与程度。损害不仅包括已经发生的功能损失,还包括为防止损害扩大而采取应急处置措施所生的费用。修复是首选的救济方式,无法完全修复时才以功能损失折算为赔偿数额,并通过替代性修复予以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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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性修复alternative restoration

替代性修复是指无法在原地对受损生态环境进行修复时以其他方式实现等效生态价值的责任承担方式。其适用以原地修复客观不能为前提。应注意替代性修复并非免除修复义务,而是以等价或等效手段履行同一生态责任。

无过错责任Strict Liability

无过错责任是指在法律明文规定的特殊侵权情形中,不以行为人过错为要件、造成损害即应承担责任的归责原则。其要素是法定情形、风险归责与有限的免责事由,要解决的是受害人无从证明专业活动内部过错时求偿无门的分配难题。需要划清的是,它只适用于法律列举的情形,不能类推扩张,也不等同于过错推定。

归责理由不在谴责,而在分配。制造并控制风险的一方最有能力压低风险,也最有条件把成本摊入价格、通过保险分散给全社会;让毫无验证能力的受害人去证明企业内部疏失,等于把最难的举证压给最弱的人。法律因此让责任绕开过错直接落在风险的主人身上,受害人无须证明对方如何疏忽,只须证明损害与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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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义务Duty of Care

注意义务是指行为人从事某一活动时应当以同类情形下通常谨慎之人的标准行事,避免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义务。其要素包括行为的注意标准、损害的可预见性与可避免性,用于解决过失侵权判断基准的确定问题。它以客观标准衡量,不因行为人个人能力的差别而放宽或收紧。

注意义务的判断采取理性人标准,以同类情形下一个通常谨慎之人会怎样行事为参照,而非考察行为人自身的实际心理状态。医生、司机与经营者各有其职业或行业的通行做法,这些做法为注意标准提供具体内容。过失的成立要求行为人该注意而未注意,且损害可以预见并可以避免,三项条件共同界定行为的不当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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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与诉讼104 条

帮助犯aider and abettor

帮助犯是指在共同犯罪中以协助行为便利他人实行犯罪的人。其不直接实施构成要件行为,而是提供工具、传递消息或者给予精神鼓励。帮助行为与实行行为之间须有促进作用。帮助犯按照其在共同犯罪中起的作用处罚,责任通常轻于实行犯。事前通谋的事后窝藏按共犯处理。明知他人行窃而提供作案工具即属此类。

帮助犯的构造是帮助故意与帮助行为的结合,行为人明知他人正准备或者正在实行犯罪,仍以有形或者无形的方式降低其犯罪难度,如出借作案工具、望风报信、指引路线或者言语鼓劲。帮助行为与实行行为之间须有促进关系,使犯意的实现更加容易或者更有把握。事前通谋的事后协助按共同犯罪处理,事前无通谋的窝藏包庇则属于独立的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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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承诺consent of the victim

被害人承诺是指被害人基于真实意愿同意他人侵害自己可以处分的法益。经有效承诺的行为在承诺范围内阻却违法,不再成立犯罪。承诺的对象限于被害人有权自由支配的个人法益,涉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权益的部分不因承诺而排除不法。审查承诺效力时还须关注承诺人的认识水平与意思真实性。

承诺发生作用的关键在于它改变了行为的法律评价,权利主体自愿放弃对特定法益的保护,行为人由此取得侵害该法益的许可。承诺须在行为发生前或者行为当时作出,事后表示谅解不能补足。承诺人须具备意思能力,对所放弃的法益及其后果有基本认识,意思表示必须真实,因受欺骗或者胁迫作出的承诺不生效力。承诺人也不得处分超出自身权限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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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主义Principle of Party Presentation

辩论主义是指民事诉讼中作为裁判基础的事实与证据主要由当事人主张和提出,法院原则上只能在当事人主张的范围内予以认定。它以当事人对诉讼资料的处分权为要素,解决法院查明成本过高与中立地位受损的问题。其界限在于涉及公益或者身份关系的事项不适用,由法院依职权探知,它与职权探知主义并非程度差异而是分工原则不同。

其内容通常展开为三项命题:当事人未主张的事实不得作为裁判基础,未争议的事实原则上按自认处理,法院不得依职权收集当事人未提出的证据。分工的理由在于私人利益的处理中,各方最清楚自己的案情,把收集资料的负担交回提出主张的人,查明成本随之下降,法院的超然位置也得以维持,裁判的中立性有了程序上的支撑。

剥夺政治权利deprivation of political rights

剥夺政治权利是指剥夺犯罪分子参加国家管理与政治活动权利的资格刑。其内容涵盖选举权、被选举权与言论出版等自由的行使资格。应注意剥夺政治权利是附加刑,可以附加适用也可以独立适用,期满后权利即行恢复。

不起诉non-prosecution

不起诉是指检察机关对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经审查后作出不将犯罪嫌疑人提交审判决定的制度。其类型通常包括法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与证据不足不起诉。它不等同于宣告无罪,案件并未经过法院的实体审判。

不作为犯crime of omission

不作为犯是指负有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特定作为义务的人,能够履行而不履行,因而构成犯罪的情形。其成立通常要求行为人具有作为义务,具有履行义务的现实能力且未履行。不作为还须与作为具有相当的危害程度,才能被评价为犯罪。此种以消极方式构成的犯罪与以积极举动实施的犯罪同为刑法评价的对象。

不作为犯的机理在于把消极的不履行等同于积极的加害,前提是行为人负有防止结果发生的义务。义务的来源通常包括法律明文规定、职务或者业务上的要求、先行行为引起的危险状态以及特定的法律关系等情形。行为人明知义务而不履行且能够履行,导致危害结果发生时,其沉默与消极在法律上被视为加害,责任的根据即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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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通投标罪crime of collusive bidding

串通投标罪是指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或者投标人与招标人串通投标,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利益且情节严重的行为。其要素包括串通故意、串通行为与达到情节严重的损害后果。它与行政违法性质的串通投标区别在于情节是否严重。

从犯accessory

从犯是指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犯罪分子。其包括起次要作用的实行者与提供帮助的帮助者。应注意从犯是作用分类而非行为方式的分类,帮助行为人若在犯罪中起主要作用仍可认定为主犯。

从旧兼从轻non-retroactivity with lex mitior

从旧兼从轻是指刑法溯及力问题上原则上适用行为时法,但新法不认为是犯罪或处罚较轻时适用新法的规则。其兼顾法的安定性与对行为人的保障。应注意所谓从轻是整体比较新旧法对同一行为的处罚轻重,而非逐条挑选拼装。

单位犯罪crime by a unit

单位犯罪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为单位谋取利益,经单位集体研究或者由负责人决定实施的犯罪。其主体具有单位性。应注意并非所有罪名都可由单位构成,且以单位名义实施而所得归个人的不属单位犯罪。

当然解释a fortiori interpretation

当然解释是指对法条未明文规定的事项,按照当然道理认定其更应包含在内或排除在外的解释方法。其逻辑基础是入罪举轻以明重、出罪举重以明轻。应注意当然解释不得违背罪刑法定,出罪可当然推导,入罪须受用语含义约束。

盗窃罪crime of theft

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具有多次盗窃等法定情节的行为。其构成要素包括非法占有目的、将他人占有的财物转为自己占有以及数额或情节要件。它与抢夺罪的区别在于取得财物的方式是否公然。

电子数据electronic data

电子数据是指基于电子技术生成、存储或传输并以数字形式存在的证据材料。其真实性审查注重生成、收集、传输和保存各环节的完整性与可靠性。应注意电子数据与书证相区分,前者的原件认定依赖存储介质与数据完整性。

电子数据的特殊性源于其存在形态,它以数字信号生成、存储与传输,内容依附于存储介质,复制几乎不损耗信息,但也因此容易受到修改而不留痕迹。审查其真实性需要围绕生成、收集、传输、保存各环节展开,关注系统环境的可靠性、数据的完整性与提取过程的规范性,必要时通过完整性校验值或者鉴定手段核实数据是否遭到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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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investigation and verification

调查核实是指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活动或者相关裁判、调解书是否存在错误,采取查询、调取资料等措施予以查证的监督手段。它是开展监督的前置程序,须以书面审查为基础。其措施不带有强制性,不同于侦查中的强制措施。

罚金fine

罚金是指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其属于附加刑,多用于贪利性犯罪与单位犯罪。应注意罚金不同于行政罚款,前者是刑事处罚,后者是对一般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

法定刑statutory penalty

法定刑是指刑法分则条文对具体犯罪所规定的刑罚种类与幅度。其为量刑提供基本的法律依据。应注意法定刑不同于宣告刑,前者是立法上预设的处罚范围,后者是法院对具体案件宣告的确定刑罚。

法律认识错误mistake of law

法律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在法律上如何定性、如何处理所产生的错误认识。常见情形包括误以为违法行为并不违法,或者误以为合法行为构成违法,方向相反的误解均属此类。此种错误原则上不影响故意的成立,只在行为人确实无法认识违法性等特殊情形下才对责任产生影响。

法律认识错误的机理在于处理对规范本身的误解,行为人清楚自己做了什么,却不知道法律如何评价这一行为。故意要求行为人对行为的事实内容有认识,并不要求其准确了解法律上的定性,因此单纯的违法性认识欠缺通常不改变故意的存在。这一安排维护了法律适用的统一与效力,也促使公民主动了解规范,避免因无知而触碰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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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条竞合statutory concurrence

法条竞合是指一个行为同时符合数个法条且各法条之间存在包含关系的情况。行为实质上只触犯一个法条,其余法条被逻辑地排斥。适用时通常按照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的规则处理。选择的目的在于避免重复评价并保证处罚的均衡。特别规定不能完整评价时可以转用重法。区分的关键在于法条之间有无包容关系。

法条竞合的成因在于立法上法条之间的逻辑从属,例如金融诈骗类犯罪与普通诈骗之间的包容关系。行为一旦成立,符合的数个法条中只有一个能够最终适用,其余法条被逻辑地排斥,这与行为同时触犯数罪的情形不同。适用的通行规则是特别规定排斥一般规定,特殊情形另有安排时,也可能转用更重的法条以保证处罚的均衡。竞合的处理结果始终是一罪,不发生并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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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动机criminal motive

犯罪动机是指推动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内心起因。其回答为何实施犯罪,与目的回答追求什么结果相区别。应注意动机一般不是犯罪构成的要素,通常在量刑中发挥作用,但个别犯罪以特定动机为构成要件。

犯罪构成constitution of a crime

犯罪构成是指刑法规定的、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各项主客观要件组成的有机整体。它把纷繁多样的危害行为纳入类型化的检验框架,为认定罪与非罪与区分此罪彼罪提供基本尺度。任何行为能否成立犯罪以及成立何种犯罪,都需要在构成的框架内逐项对照检验,要件齐备才有余地。

犯罪构成的内部结构通常从两个层面把握,客观层面说明行为在外部世界造成了什么,主观层面说明行为人在行为时想的是什么。具体的理论把构成要件、违法与责任逐层展开,行为先要落入法定的类型,再判断有无违法阻却事由,最后考察责任能力与主观罪过。各要件相互配合又各有分工,缺少其中任何一环,犯罪都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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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故意criminal intent

犯罪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其分为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应注意间接故意的放任态度与过于自信的过失相区分,关键在于是否排斥危害结果的发生。

犯罪过失criminal negligence

犯罪过失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却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的心理态度。其分为疏忽大意的过失与过于自信的过失。应注意过失犯罪以法律有规定为限才负刑事责任。

犯罪未遂Criminal Attempt

犯罪未遂是指行为人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犯罪停止形态。其要素为着手实行、未得逞与被迫停止三者的结合,制度把可罚的起点提前到法益面临现实危险之时,以在损害发生前介入保护。它与犯罪预备的分界在于是否着手,与犯罪中止的分界在于停止是否出于本人意愿,单纯犯意不受处罚。

未遂的机理在于危险已至而结果未至:举枪的瞬间被害人生命已暴露于现实危险,等到结果发生再介入,保护就嫌迟滞。刑法由此把处罚起点设定在着手之时,同时守住另一端,仅停留在意图与谋划阶段的预备行为原则上不罚或者轻罚,防止思想领域被刑法的探照灯照见。着手认定因此成为形态区分的关键,通常以对法益造成现实紧迫危险为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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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预备preparation for an offense

犯罪预备是指为了实行犯罪而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行为状态。行为停止在着手实行之前,停顿出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预备行为已经使法益面临现实危险,故可以处罚。但是否追究以法律有规定为限,处罚通常轻于实行行为。预备与犯意表示的区别在于是否已付诸行动。着手时点的认定是区分预备与未遂的关键。

预备阶段的停止点在于着手实行之前,行为人已形成明确的犯意并开始外化为行动,购买工具、踩点探路、拟定计划都属于准备的范畴。预备行为之所以受评价,是因为它已使法益面临现实的危险,与单纯流露内心的犯意存在质的区别。成立预备须具备犯意与准备行为的结合,并有证据证明准备服务于特定的犯罪,不能仅凭持有可疑物品加以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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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中止Voluntary Abandonment

犯罪中止是指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停止形态。其要素为犯罪过程中的时间条件、放弃或者防止的自动性以及有效性,解决对自动止步者如何处罚的问题。须注意,停止必须出于本人意志,因外界障碍被迫停手属于未遂,不能援引中止的宽大规定。

处罚原则直接落在结果上: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法律用确定的宽大换取行为人回头,把放弃犯罪从道德劝告变成可以预期的利益,站在悬崖边的人因此有一条能转身的台阶。这一宽大的对象是自动停止这个行为本身,而非悔意的真诚程度,奖励的是回头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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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经营罪crime of illegal business operations

非法经营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从事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且情节严重而构成的犯罪。其要素包括违反国家规定、未经许可经营专营专卖物品或者从事其他非法经营行为以及情节严重。它是常见的口袋型罪名,须防止把一般行政违法升格为犯罪。

非法证据排除Exclusion of Illegally Obtained Evidence

非法证据排除是指刑事诉讼中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绝对排除,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物证书证在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时一并排除的证据规则。其要素为取证行为的违法性、证据与违法手段的关联以及程序性制裁后果,用以遏制违法取证并维护程序正当与实体真实。它与瑕疵证据须予区分,后者违法轻微且可补正,补正后仍可采用,不在排除之列。

规则的核心机理是威慑:以刑讯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一律排除,内容的真实性在所不问,违法取证的预期收益因此趋近于零。排除动议由当事人或其辩护人提出,法庭对取证合法性进行审查,取证合法性的证明责任由控方承担,无法证明即承担排除后果。制裁指向取证行为本身而不指向证据内容的真假,这是理解规则功能与限度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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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刑supplementary punishment

附加刑是指补充主刑适用的刑罚方法。其包括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以及对犯罪的外国人适用的驱逐出境。应注意附加刑既可以附加于主刑适用,也可以依法独立适用,这是其区别于主刑的关键。

附条件不起诉conditional non-prosecution

附条件不起诉是指检察机关对涉嫌特定轻微犯罪的未成年人附考察条件暂时不起诉的制度。其适用要素包括主体限于未成年人、罪名范围特定、有悔罪表现并设定考察期。它与酌定不起诉的区别在于存在考察期及起诉被撤销的可能。

共犯accomplice

共犯是指不亲自实现构成要件而通过教唆或者帮助参与他人犯罪的犯罪分子。狭义的共犯仅指教唆犯与帮助犯。应注意共犯的成立与处罚从属于正犯的实行行为,正犯不成立犯罪时共犯原则上亦不成立。

共同犯罪Complicity

共同犯罪是指两人以上基于共同故意而实施的犯罪。其要素为二人以上的主体要件、共同犯罪的故意以及行为上的相互配合,解决多人参与犯罪时危害结果的归属与量刑责任的分配问题。须注意,共同过失犯罪不成立共同犯罪,参与人依各自的行为与罪过分别承担刑事责任。

共同犯罪按整体评价:在共同故意范围内的结果人人负责,实行犯、教唆犯、帮助犯同负其责的基础由此而来,随后再按各人所起的作用与分工区分主犯、从犯与胁从犯,量刑时分别处断。出主意的未必轻,动手的未必重,分量由作用决定,而不由分工的表象决定,望风者也因参与了整体的因果贡献而无法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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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辖jurisdiction

管辖是指国家机关在其权限范围内受理和裁判案件的分工制度。其解决的是不同级别或不同地域机关之间处理某一案件的第一顺位归属问题。应注意管辖与主管相区分,后者解决案件归不归该类机关处理的性质问题。

管制public surveillance

管制是指不关押犯罪分子但限制其一定自由并交由公安机关执行与群众监督改造的刑罚方法。其属于限制自由的主刑。应注意管制与拘役相区分,前者不剥夺人身自由,后者在短期内剥夺人身自由并关押执行。

过于自信的过失conscious negligence

过于自信的过失是指行为人已经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却轻信能够避免的心理状态。由于这份轻信,危害结果最终发生了。其认识因素表现为对结果可能性的预见,意志因素表现为对避免结果抱有不切实际的侥幸。行为人既非追求结果也非放任结果,而是相信凭借自身的条件能够化解危险,侥幸由此而生。

过于自信过失的机理在于预见与侥幸的并存,行为人知道危险存在,却基于对自身技术、经验或者外部条件的过高估计而继续行动。其并非无视危险,而是低估了危险变成现实的可能,相信凭借自己的把握能够化解。一旦结果发生,当初的轻信便转化为追究其过失责任的依据,预见的存在使非难有了对象,归责的链条由此闭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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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刑suspension of sentence

缓刑是指对判处一定刑罚的犯罪分子附条件不执行原判刑罚的制度。其适用须以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危险等条件为前提。应注意缓刑考验期内再犯新罪或违反规定情节严重的将被撤销并执行原判刑罚。

既判力res judicata

既判力是指生效判决对诉讼标的作出的判断所具有的拘束力,当事人不得就同一纠纷再行争执,法院亦不得作出与之抵触的认定。它由终局判决的确定产生,解决的是纠纷反复开启、裁判相互冲突与生活关系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它不当然覆盖判决理由中认定的事实,也不能替代以再审为出口的特殊救济,误读为绝对不许纠正并不准确。

既判力的作用机理在于一次性终结争执:败诉方换个说法重新起诉,胜诉方就得永远陪着应诉,法院的判断也会彼此打架。终局判决把这些问题一并截断,当事人可以依着判决安排后续生活,交易相对人也能信赖判决所固定的状态。其客观范围原则上以诉讼标的为限,主观范围则以当事人及其继受人为中心,向案外人的扩张受到严格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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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释parole

假释是指对执行一定刑期后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危险的犯罪分子附条件提前释放的制度。其考察合格则视为刑罚执行完毕。应注意假释不同于缓刑,前者适用于刑罚执行期间,后者适用于判决宣告时附条件不执行。

间接故意indirect intent

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状态。其认识因素限于对结果发生可能性的预见,意志因素表现为既不追求也不阻止的听之任之的态度。此种心理常出现在行为人专注于其他目标而对附带危害不管不顾的场合。结果的实际发生是其认定的重要依据。

间接故意的机理在于行为人对结果的容忍,他并不追求结果发生,却在结果可能发生时不采取任何回避的态度。这种心理常出现在行为人专注于其他目标而对附带危害不管不顾的场合,认识上预见到结果的可能,意志上既不追求也不阻止。结果实际发生是追究其故意责任的现实基础,也是认定时的重要参考,未发生时认定便格外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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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正犯perpetration by means

间接正犯是指利用他人作为工具实现自己犯罪意思的正犯形态。被利用者或者缺乏责任能力,或者不知情,或者受到强制。利用者对犯罪的起意与进程具有实质支配,故承担正犯的责任。其与直接亲自动手者的差别仅在于实现犯罪的方式。利用不知情者交付毒物的构想即属典型。被利用者知情的,幕后者的评价相应改变。

间接正犯的核心是行为支配,利用者虽不亲自动手,却通过意思支配或者强制支配操控事态的发展,把被利用者变成实现犯意的工具。常见的利用形态包括利用无责任能力者、利用不知情者、利用被强制者,以及利用有故意的工具。被利用者因缺乏自主的违法认识或者意志自由,其行为的不法归于利用者。认定的关键在于利用者对犯罪进程是否具有实质的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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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刑commutation of sentence

减刑是指对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因确有悔改或立功表现而适当减轻原判刑罚的制度。其发生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应注意减刑与改判相区分,前者不改变原判决本身,后者是对原判错误的纠正。

检察建议procuratorial recommendation

检察建议是指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建议有关单位完善制度、纠正违法或者改进工作的书面文书。针对裁判和执行错误的属诉讼监督类,针对社会治理漏洞的属社会治理类。它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不同于判决、裁定等裁判文书。

教唆犯instigator

教唆犯是指故意引起他人犯罪意图的人。其通过劝说、利诱、怂恿等方式使原本没有犯意的人决意实施犯罪。教唆须指向特定的人与特定的犯罪,并具有教唆的故意。教唆犯按照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被教唆人未实施被教唆之罪的,教唆者仍须担责。对已有犯意的人仅予强化的,宜按帮助犯评价。

教唆犯的可责性来自其对他犯意的制造,被教唆人原本没有犯罪决意,因教唆行为而形成并付诸实施,教唆者因此与实行者共同承担罪责。成立教唆须有明确的教唆故意,内容指向特定的犯罪,对象须为具备责任能力的人。教唆的方式不限,劝说、请求、利诱与挑衅均无不可,核心在于唤起犯意而不是代为实行。若被教唆人已有犯意,仅是强化决意的,评价为帮助更为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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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避险Necessity

紧急避险是指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而损害另一较小合法权益的行为。其要素为现实紧迫的危险、不得已的处境以及保全的利益大于牺牲的利益,解决两害无法兼得时的法律责任归属问题。须注意,它损害的是无辜第三方的利益,与针对不法侵害人进行反击的正当防卫在对象上根本不同。

违法阻却的根据在于两害相权:危险同时威胁数个利益而无法全部保全时,牺牲较小利益以保全较大利益,是当时处境下的理性选择,法律遂将这种损害排除于违法之外。利益衡量是合法性的地基,保全者必须严格大于牺牲者,权衡一旦翻转,行为就失去正当化理由;衡量也不能只算财产账,人身利益通常居于更高的位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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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役criminal detention

拘役是指短期剥夺犯罪分子人身自由并就近关押实行劳动改造的刑罚方法。其介于管制与有期徒刑之间,适用于罪行较轻的犯罪。应注意拘役不同于有期徒刑,前者期限较短且适用对象、执行场所与待遇均有差别。

举证责任Burden of Proof

举证责任是指由提出主张的一方负责拿出证据,证明不了就要承担不利后果的诉讼规则。责任由法律事先分配,通常是谁主张谁举证,法官不能为个案随意改动。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提交证据的行为负担,二是事实不明时的败诉风险。当证据用尽而事实仍查不清时,这条规则决定了案件如何裁判。

打官司要靠证据说话,谁主张什么就要拿出证据证明什么。提交证据是费钱费力的事,要找证人、调记录、做鉴定,这些成本落在负责举证的一方身上。案件审到最后常常仍有说不清的地方,法律只能预先把查不清的风险分给某一方,负担的一方拿不出足够证据就要接受败诉。正是这种风险压力,促使当事人在行动时就认真保存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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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诉prosecutorial protest

抗诉是指检察机关认为法院的裁判确有错误或者审判活动严重违法时,依法提请法院再审或者纠正的法律监督活动。按程序分为上诉程序的抗诉与再审程序的抗诉。它是检察机关的法定监督手段,并非当事人一方提起的普通上诉。

客观构成要件objective elements of a crime

客观构成要件是指成立犯罪所需的、表现于外部世界并可以感知的全部客观要素的总称。其内容通常涵盖危害行为、行为对象、危害结果以及因果关系,有时还包括主体的特定身份等事项。审查时这些要素先于主观判断被独立考察,为整个犯罪的认定提供扎实的事实基础与出发点。

客观构成要件的运作机理在于把外部事实筛选进入刑法评价的范围。审查时先确认行为人实施了法定的行为,再看行为是否作用于特定对象并造成法定结果,最后检验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引起与被引起关系。只有这些客观要素齐备,才谈得上进一步判断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否则评价在起点处即告中断,后续的主观判断也失去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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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解释expansive interpretation

扩大解释是指将刑法条文的含义解释得比通常含义更宽的解释方法。其允许的边界是用语可能具有的最大含义。应注意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相区分,前者在用语含义范围内,后者则超出该范围作出不利于行为人的类推。

滥用职权罪crime of abuse of authority

滥用职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超越职权或者违反规定处理职务事项,致使公共财产与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其要素包括特殊主体身份、滥用职权行为与重大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它与玩忽职守罪的区别在于前者积极越权后者消极失职。

类推解释analogical interpretation

类推解释是指对法条未规定的事项比附援引相似条文加以适用的解释。其针对的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形。应注意不利于行为人的类推解释为罪刑法定原则所禁止,而有利于行为人的类推在通说上允许。

累犯recidivist

累犯是指因犯罪受过一定刑罚处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又犯一定之罪的犯罪分子。其分为一般累犯与特别累犯。应注意累犯是法定从重处罚情节且不得适用缓刑与假释,认定上须严格把握前后罪的时间等条件。

立案监督supervision over case filing

立案监督是指检察机关对刑事立案活动进行的法律监督,主要针对应当立案而不立案以及不应当立案而立案两种情形。其要素包括监督主体为检察机关、监督对象为立案决定、监督方式为要求说明理由并通知纠正。它不同于侦查监督,后者针对立案后的侦查活动。

立功meritorious service

立功是指犯罪分子到案后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或者提供重要线索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表现。其属于法定从宽情节。应注意立功必须以他人犯罪的查证属实为基础,本人交代自己罪行属于自首或坦白而非立功。

连续犯continuous offense

连续犯是指基于同一或者概括的犯意,连续实施性质相同的数个行为并触犯同一罪名的犯罪形态。其按一罪处理而不并罚。应注意连续犯与同种数罪相区分,缺乏连续意思的数次犯罪则应另行评价或者并罚。

量刑sentencing

量刑是指法院对犯罪分子依法裁量决定刑罚种类与刑罚幅度的活动。其以定罪为前提并综合考察各种量刑情节。应注意量刑不等于简单地在幅度内取中间值,必须说明从宽与从严情节的适用理由。

量刑情节sentencing circumstances

量刑情节是指法院在量刑时据以从重、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事实情况。其分为法定情节与酌定情节。应注意从轻与减轻相区分,前者仍在法定刑幅度内判处,后者则须依法低于法定刑确定刑罚。

没收财产confiscation of property

没收财产是指将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分或全部强制无偿收归国有的刑罚方法。其属于附加刑,适用于严重犯罪。应注意没收财产与没收违法所得相区分,前者针对个人财产的刑罚,后者是对犯罪所得的处置。

民事生效裁判监督supervision over effective civil judgments

民事生效裁判监督是指检察机关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认为存在错误时依法进行监督的职能。监督方式包括再审检察建议和抗诉等。其对象以裁判发生效力为前提,与对未生效裁判的上诉程序相区别。

目的解释tel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目的解释是指根据刑法规范所保护的法益与立法目的来阐明条文含义的解释方法。其常被视为各种解释方法的最后判断标准。应注意目的解释不得以目的正当为由突破用语可能含义,否则将架空罪刑法定原则。

期待可能性expectation possibility

期待可能性是指在行为当时的具体情况下能够期待行为人选择合法行为的可能性。有此可能而仍然实施违法行为的,才可予以责任非难。如果处境使人无法期待其作出合法选择,则不能就其行为追究责任。该概念是责任判断的实质根据,适用以个别困境情形为限。缺乏期待可能的行为在责任层面获得宽宥。

期待可能性解决的是能否对行为人作道义非难的问题,行为人具备认识与控制能力只是形式前提,只有在其处境下仍可期待选择合法途径时,谴责才有正当基础。判断需要综合考察行为时的客观处境与行为人的个人境况,包括有无替代选择、选择合法行为的代价以及危险逼近的程度。处境越艰难,可供期待的余地越小,责任的评价随之减轻乃至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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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连犯implicated offense

牵连犯是指以实施某一犯罪为目的,其手段行为或者结果行为又触犯其他罪名的情况。手段与目的之间须存在类型上的通常联系。具备牵连关系的数个行为按一罪处理,从一重处罚。偶然并存的数行为不成立牵连,应当分别评价。目的行为完成后的后续处置也可能触犯新罪。判断牵连性应结合犯罪的整体计划考察。

牵连犯的构造围绕数个行为展开,行为人为实现最终的犯罪目的,所采取的手段行为本身另构成他罪,或者犯罪得手后的事后行为又触犯新的罪名,例如为骗取保险金而故意造成财产损失,伪造文书作为犯罪的手段。牵连关系不能是偶然的并存,手段与目的之间须存在类型上的通常联系。具备牵连性的数行为按一罪处理,从一重处罚,其余行为不再单独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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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严重serious circumstances

情节严重是指行为的危害程度达到刑法分则条文所设定的入罪或加重处罚条件的状态。其认定综合考察行为的手段、对象、数量、后果以及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等要素。应注意情节严重不同于结果加重犯,前者侧重对行为情状的整体评价而非单一结果的加重。

情节严重的判断在司法实践中并非依赖单一指标,而是对行为整体情状的综合性评价。构成上通常包括行为手段的残忍程度、行为对象的特殊属性、行为次数或涉及数量的规模、造成危害后果的轻重,以及行为人的动机与主观恶性等要素。立法条文常以列举加概括的方式规定情节严重的情形,司法解释则进一步细化具体标准,两者共同构成认定时的参照体系。法院在个案中需要将这些要素放在一起衡量,判断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否达到值得科处刑罚或加重处罚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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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认罚从宽leniency for guilty plea and acceptance of punishment

认罪认罚从宽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罪行并同意量刑建议,依法获得从宽处理的制度。其要素包括认罪的自愿性、认罚的真实性以及相应的程序从简安排。它并非一律从轻,从宽幅度仍受罪行轻重与刑法规定的约束。

赦免pardon

赦免是指国家宣告对犯罪分子免除其罪或免除其刑的制度。其分为大赦与特赦,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依法决定。应注意赦免不同于减刑与假释,前者是国家对刑罚权的放弃,后者是刑罚执行中的变通。

事实认识错误mistake of fact

事实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对与犯罪成立有关的事实情况产生了不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其范围涵盖对行为对象、行为手段、因果关系以及行为性质等方面的误认,形态多样。各类错误的处理规则各不相同,需要逐一加以辨析。错误的存在可能影响故意的成立,也可能只改变故意的内容,须按类型分别处理。

事实认识错误的机理在于主观认识与客观事实之间的偏离,行为人按照自己认识到的内容行动,现实却呈现另一番情形。处理上区分不同的错误类型,对象错误通常不影响故意的成立,打击偏差与因果关系偏离则需要考察偏离是否超出了一般的范围。错误是否阻却故意取决于其性质与程度,类型化的处理由此成为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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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贿罪crime of accepting bribes

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其构成要素包括特殊主体身份、职务行为的关联性与权钱交易的对价关系。它与贪污罪的区别在于财物来源于他人给付而非自己主管的财物。

疏忽大意的过失negligence

疏忽大意的过失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危害结果可能发生,却因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的心理状态。其特征在于行为人对结果没有认识,而认识的欠缺又以其本来能够预见为前提。判断应当预见的标准不是行为人自己的自我估计。它参照处于其地位的一般人的认识水平,并结合具体条件加以确定。

疏忽大意过失的机理在于对注意义务的违反,行为人本应根据生活经验与职业要求预见危险,却因漫不经心而使认识落空。判断应当预见的标准不是行为人的主观臆想,而是处于其地位的一般人的认识水平,并结合其具体条件加以调整。危害结果发生后,认识不足不能成为开脱的理由,疏忽本身就是可归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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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罪并罚combined punishment for multiple crimes

数罪并罚是指对一人在法定期间内所犯的数个罪行分别定罪量刑后,依照法定规则合并决定执行刑罚的制度。其要素包括数罪的认定、判决宣告前后不同阶段的处理规则与刑期计算。它不同于单纯从重处罚,各罪仍须分别评价。

死刑death penalty

死刑是指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罚方法。其是最严厉的刑种,适用上须受犯罪情节与死刑复核程序等多重限制。应注意我国保留死刑但坚持严格控制,未成年人、孕妇等特定主体不适用死刑。

缩小解释restrictive interpretation

缩小解释是指将刑法条文的含义限制得比字面通常含义更窄的解释方法。其多用于避免处罚范围失之过宽。应注意缩小解释须有依据且不得借限缩而任意开脱犯罪,解释结论仍须符合法条的目的与体系。

坦白confession

坦白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动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行为。其与自首的关键差异在于归案的被动性。应注意坦白虽不成立自首,但如实供述仍可获得从宽处理,避免将一切如实供述都误认为自首。

体系解释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

体系解释是指将法条置于刑法整体中联系相关条文进行解释的方法。其目的在于避免条文之间相互矛盾并保持规范秩序的统一。应注意体系解释并非孤立看待单一用语,同一用语在不同条文中可以具有不同含义。

危害行为harmful act

危害行为是指行为人在自己的意识支配下实施的、足以危害社会的身体动静。它是一切犯罪共同具备的基础要素,任何罪名的成立都以存在危害行为为前提。没有危害行为便没有犯罪可言。单纯的思想与内心的想法不成其为行为,只有外化为身体动作或某种状态时,才进入刑法的评价范围。

危害行为的机理在于充当连接行为人与危害结果的桥梁,刑法谴责的不是想法而是把想法付诸实施的身体活动。作为是积极的举动,例如挥动器械或者搬移物品;不作为是消极的不履行,以负有作为义务为前提。行为必须在意识的支配之下,睡梦中的举动与纯粹的身体反射都不属于此处的行为,评价的对象始终是受意识支配的举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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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所得illegal gains

违法所得是指行为人因实施违法犯罪行为而直接或者间接取得的财物及其收益。其要素包括来源的违法性、与违法行为之间的因果关联以及原物与孳息收益的涵盖范围。它不同于作案工具,后者是用于实施犯罪的财物而非犯罪行为所获。

无期徒刑life imprisonment

无期徒刑是指剥夺犯罪分子终身自由并强制劳动改造的刑罚方法。其适用于罪行严重的犯罪分子,是介于有期徒刑与死刑之间的主刑。应注意无期徒刑并非必然终身服刑,依法减刑或假释后仍可能重返社会。

想象竞合imaginative joinder of offenses

想象竞合是指一个行为同时触犯数个罪名的情况。行为只有一个,评价上却符合多个犯罪的构成要件。处理时按照其中较重的犯罪定罪处罚,不实行数罪并罚。该规则防止对同一行为重复评价,轻罪反映的情节仍可在量刑时考量。行为个数的判断是适用该规则的前提。竞合的分析须在罪数判断之后进行。

想象竞合的情形来自一个自然行为同时侵害多个法益,例如一次开枪既伤及人身又毁坏财物。由于行为个数单一,若按数罪并罚将导致对同一行为的重复评价,故只选择一个最重的罪名定罪,其余罪名作为评价的补充在量刑时一并考量。择重的比较在法定刑的层面进行,轻罪所反映的加重情节也可以进入量刑的视野。该规则维护了禁止重复评价的基本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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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从犯coerced accessory

胁从犯是指被胁迫参加犯罪的犯罪分子。其参与犯罪虽违背意愿但客观上仍实施了帮助或配合行为。应注意胁从犯与紧急避险相区分,前者是在他人胁迫下参与共同犯罪,后者是不得已损害另一较小合法权益的行为。

刑法的解释interpretation of criminal law

刑法的解释是指对刑法规范含义的阐明。其按照效力可分为立法解释、司法解释与学理解释,按照方法可分为文理解释与论理解释。应注意解释结论不得超出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否则便滑向被禁止的类推适用。

刑法的空间效力spatial applicability of criminal law

刑法的空间效力是指刑法在什么地域对什么人适用的效力范围。其解决的是刑法的属地、属人、保护与普遍管辖等适用依据。应注意空间效力问题先于具体定罪量刑,未经效力依据的确认不能径行适用刑法。

刑事申诉criminal petition

刑事申诉是指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裁判,向法院或者检察院提出重新处理请求的活动。它是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重要材料来源,不属于独立的诉讼审级。与尚未生效裁判的上诉和抗诉在程序上不同。

刑事责任能力capacity for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刑事责任能力是指行为人辨认自己行为性质与后果并控制自己行为的资格。具备该能力是承担刑事责任的前提条件。辨认能力与控制能力缺一不可,因精神障碍丧失其一的,须依法评定责任程度。能力的判断以行为时的状态为准,诊断意见只是评定的事实基础。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时犯罪同样可以归责。

该概念的作用在于划定刑罚适用的主体范围,刑罚以谴责具有自由意志的行为人为前提,无法辨认或者无法控制自己行为的人缺乏可谴责性。判断围绕两个维度展开,一是辨认能力,即认识行为的性质意义与危害的能力,二是控制能力,即依据认识支配自己行为的能力。评定以行为时的状态为准,医学诊断只是基础,最终须结合行为时的具体表现综合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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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责任年龄age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刑事责任年龄是指法律规定的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必须达到的年龄界限。未达法定年龄的人实施危害行为的不成立犯罪。年龄界限分档设置,使责任追究与身心成熟程度相匹配。年龄以公历计算并以行为时为准,跨越界限的按有利于行为人的规则认定。个别严重犯罪的追责另有更严格的限制条件。

该制度的功能在于把刑罚的适用与人的身心发育程度挂钩,幼童不具备理解规范与控制行为的成熟度,对其科刑既无预防效果也有违人道。法律以年龄为标准划分不同的责任层次,年龄越低可适用的罪名范围与处罚手段越窄,达到相应年龄的人对特定严重犯罪负责的,还须满足法定的限定条件。年龄的计算以行为时为准,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另有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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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检察administrative procuratorial work

行政检察是指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活动实施法律监督,同时对行政违法行为进行监督的职能总称。其内容包括监督行政生效裁判、监督行政诉讼执行以及促进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等方面。它以行政案件为主线,与民事检察和刑事检察相并列。

行政生效裁判监督supervision over effective administrative judgments

行政生效裁判监督是指检察机关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判决、裁定及调解书,认为确有错误时依法监督的活动。当事人申请监督是其主要来源,检察机关亦可依职权启动。它针对行政诉讼中的生效裁判,不直接审查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宣告刑pronounced sentence

宣告刑是指法院对具体犯罪案件最终判决宣告的刑罚。其在法定刑的基础上结合量刑情节确定。应注意宣告刑与执行刑相区分,前者是判决宣告的内容,后者是执行中因减刑等原因实际执行的刑罚。

疑罪从无In Dubio Pro Reo

疑罪从无是指刑事诉讼中控方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未达到法定证明标准时,法院应当作出无罪判决的裁判规则。其要素为证明标准未获满足、存疑事实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以及存疑利益归于被告人,要解决的是证据不足情形下罪责认定的归属问题。它与无罪推定并不等同,后者是贯穿诉讼全程的原则,前者只是证据不足时的处理结论,且仅解决罪与非罪一问。

疑罪从无的运行依托证明标准:定罪要求证据确实充分并排除合理怀疑,控方举证止于标准之下的,法院没有斟酌余地。所谓疑,不是证据稀少,而是已有证据之间存在无法弥合的缺口,指控的事实方向无法排他成立。此时存疑利益归于被告人,这是规则明确设定的归属,不因法官的直觉怀疑强弱而改变,也不因案件的舆论压力而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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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关系causation

因果关系是指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客观联系。它把行为的实施与后果的发生连接起来,决定危害结果能否在客观上归属于行为人。这一点使它成为结果犯成立不可缺少的要素。其判断以行为对结果发生所起的实际作用为核心,并结合有无介入因素与具体案情综合加以认定。

因果关系的机理在于解决结果应当算在谁头上的问题,行为与结果之间需要存在合乎规律的引起过程。判断时通常先确认若无该行为则结果不会发生,再考察介入因素是否足以切断原有的联系。介入因素包括第三人的行为、被害人的举动与自然事件等,其异常程度与对结果的贡献大小共同决定归属是否中断,判断由此从事实走向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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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期徒刑fixed-term imprisonment

有期徒刑是指在一定期限内剥夺犯罪分子人身自由并强制劳动改造的刑罚方法。其是适用范围最广的主刑。应注意有期徒刑与无期徒刑、拘役的界限在于刑期长短与自由剥夺的方式,而不是关押场所本身。

再审检察建议procuratorial recommendation for retrial

再审检察建议是指检察院对同级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认为确有错误,建议该院依法再审的监督文书。适用于生效裁判存在法定错误情形而不宜径行抗诉的场合。它属同级监督的柔性方式,与提请上级检察院抗诉的路径相区别。

再审抗诉protest for retrial

再审抗诉是指检察机关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认为确有错误,依法提请法院再审的监督活动。其有权主体为最高和上级检察院,受理法院须按审判监督程序审查。其对象是生效裁判,与针对未生效裁判的上诉抗诉不同。

侦查活动监督supervision over investigative activities

侦查活动监督是指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施的监督。其要素包括监督主体为检察机关、对象涵盖侦查措施与强制手段、方式为审查纠错。它与立案监督的分界在于后者针对立案与否的决定本身。

正当防卫Self-Defense

正当防卫是指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采取制止行为,给侵害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其构成要素包括不法侵害现实存在且正在进行、防卫针对侵害人本人、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制度要解决的是公力救济到场之前公民如何自保的问题。它的界限在于须为制止侵害而反击,事后报复与假想防卫都不在正当化范围之内。

防卫权的机理在于把一部分制止暴力的权限当场交给公民,因为侵害多发生在警察到达之前,等待公力救济意味着损害已经完成。法律以此抬高侵害者的预期成本,令其在下手之前就掂量对方可能反击。代价是必须防止权力被滥用,所以时机、对象与限度都被规定得极细,三项要件缺一,行为就滑出正当化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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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犯perpetrator

正犯是指亲自实施刑法分则规定的构成要件行为或者以共同加功的意思与他人共同实现构成要件的犯罪主体。其与共犯相对。应注意间接正犯虽未亲自实行,但利用他人实现犯罪事实,在通说上仍按正犯处理。

证明标准Standard of Proof

证明标准是指诉讼中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运用证据使待证事实获得认定所须达到的最低要求,未达标即承担不利后果。要素包括待证事实、证据评价与达到确信的程度,解决的是裁判者如何在真伪不明时作出裁断的问题。民事采高度盖然性,刑事采排除合理怀疑,两种标准不可互换,将其理解为固定的百分比并非准确的认识。

标准的高度是一项错误成本的分配装置:刑事定罪关涉人身自由与生命,宁可让部分指控无法成立,也要压低冤枉无辜的概率,故要求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民事纠纷处理财产与身份利益,在两类错误之间折中,事实有高度盖然性即可认定。同一份证据因此可能在民事法庭够用而在刑事法庭不足,落差不是法官的自由心证随意波动,而是制度设计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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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故意direct intent

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状态。它由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共同构成。认识因素表现为对行为性质与危害后果的预见,意志因素则是对结果发生的积极追求。这种对结果的明确追求与积极安排,使其成为主观恶性表现得最为充分的心理形态。

直接故意的作用机理在于以积极追求为核心标志,行为人不仅预见到危害结果的可能,而且把这一结果当作行动的目标。认识因素解决知道什么的问题,意志因素解决想要什么的问题,两者缺一不可。行动通常围绕目标的实现来安排,手段的选择与过程的推进都反映其对结果的期待,事后的事实也反过来印证当初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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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犯principal offender

主犯是指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其认定关键在于对共同犯罪的支配与作用大小。应注意主犯是作用分类而非分工概念,教唆犯在起主要作用时同样可以认定为主犯。

主观构成要件subjective elements of a crime

主观构成要件是指成立犯罪所需的、存在于行为人内心方面并反映其主观恶性的各项要素的总称。它以故意与过失等罪过形式为核心内容,某些犯罪还要求行为人具有特定的目的或者动机等心理要素。其判断无法直接观察,须以行为时的客观情况为根据加以推断,并与外部行为的评价相互配合。

主观构成要件的机理在于把责任归属建立在行为人的心理之上,一个人只有在其当时能够认识并控制自己行为的前提下,才值得以犯罪加以非难。审查时根据行为的时间、地点、方式与事后表现,推断其对危害结果的态度,区分是追求发生、放任发生还是应当预见而未预见。不同的心理状态对应不同的罪责程度,进而影响处罚的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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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刑principal punishment

主刑是指对犯罪分子独立适用的主要刑罚方法。其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与死刑,一个罪只能判处一个主刑。应注意主刑可以独立适用而不能附加于其他刑种,这与附加刑的适用方式不同。

追诉期限limitation period for prosecution

追诉期限是指法律规定的对犯罪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具体有效期间。其长短与犯罪所对应的法定最高刑挂钩。应注意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算,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追诉时效statute of limitations

追诉时效是指依法对犯罪分子追究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其超过法定期限后原则上不再追诉。应注意追诉时效因立案侦查或者受理案件等事由而中断,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犯罪不受期限限制。

自首voluntary surrender

自首是指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行为。其成立须同时具备自动性与如实性两个要件。应注意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也以自首论,这与一般坦白相区别。

罪刑法定Legality Principle

罪刑法定是指犯罪与刑罚必须由行为之前已经生效的法律明确规定,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不得定罪,法律没有规定刑罚的不得处罚。它以事先告知为核心要素,解决国家刑罚权无所约束、公民无从预知行为后果的问题。它约束的是入罪与加重处罚的方向,允许有利于被告的类推与从旧兼从轻,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配置功能层次不同。

罪刑法定派生出几条硬性要求:禁止类推入罪,禁止溯及既往,刑罚条文必须明确,禁止绝对不定期刑。其机理在于用事先的公开规则约束国家刑罚权,使公民在行为之前就能预知什么做不得、做了会有何种后果,同时为司法裁量划定边界,法官不能凭正义感临时造罪,刑罚权只在法律写明的范围内运转。刑罚权的边界有多清晰,公民的自由就有多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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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刑法定原则principle of legality

罪刑法定原则是指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刑法基本原则。其要求定罪与处罚均以行为时的明文规定为依据。应注意该原则禁止不利于行为人的类推,但不禁止有利于行为人的解释与溯及适用。

罪刑相当原则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罪刑相当原则是指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以及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其要求重罪重罚、轻罪轻罚。应注意罪刑相当不仅体现在立法配置法定刑,也体现在司法裁量的个罪量刑之中。

其它部门法23 条

不正当竞争unfair competition

不正当竞争是指经营者违反商业道德与法律规则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其认定不以双方存在直接竞争关系为绝对前提。应注意不正当竞争与一般侵权行为的区分在于前者以维护竞争秩序为直接目的。

不正当竞争的构成以经营者实施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的行为为核心,认定时考察行为是否违反商业道德,以及是否损害其他经营者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其外延不限于类型化列举,凡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与公认商业道德、攫取他人竞争优势或不当利用他人经营成果的行为,均可能落入规制范围。执法与司法在个案中常借助一般条款进行补充认定,使规制保持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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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保全property preservation

财产保全是指法院在判决前依申请或依职权限制当事人处分特定财产的临时措施。其以可能因一方行为导致判决难以执行或造成损害为适用条件。应注意保全针对财产的处分限制,与行为保全所针对的行为限制相并列而非等同。

财产保全的机理在于防止义务人在纠纷解决期间转移或者处分财产,使将来生效的判决落空。其运作方式是法院对特定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限制当事人对财产的处分,措施本身不改变财产的权属。保全的启动以当事人申请为原则,符合法定情形时法院也可以依职权采取,申请人通常需要提供担保,以承担因保全错误给被申请人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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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仲裁裁决setting aside of arbitral award

撤销仲裁裁决是指法院应当事人申请依法否定仲裁裁决效力的司法审查程序。其以裁决存在法定可撤销事由为前提,法院原则上仅作程序性审查。应注意撤销不同于不予执行,前者针对裁决效力本身,后者仅拒绝强制实现。

抚养费child support

抚养费是指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母一方负担的子女生活费、教育费与医疗费等费用。其数额依据子女实际需要、父母负担能力和当地生活水平确定。应注意抚养费的负担主体仅限于父母,与不直接抚养方的探望权相互独立。

抚养费的运作以父母离婚或分居后一方直接抚养子女为前提,由不直接抚养的一方按约定或判决定期给付。数额的确定综合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的负担能力与当地的一般生活水平,通常表现为按月给付固定金额,或按负担方收入的一定比例计算。费用范围不限于日常生活开支,还涵盖教育费与医疗费,子女发生超出原定数额的必要支出时,可以另行请求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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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保险待遇work-related injury insurance benefits

工伤保险待遇是指职工因工伤依法享有的医疗救治与经济补偿等保障项目。其给付以工伤认定与劳动能力鉴定为基础并按伤残等级确定。应注意工伤保险待遇与民事侵权赔偿相区分,前者来自社会保险基金而非侵权人的赔偿责任。

工伤保险待遇的构成围绕职工因工伤而生的实际需要展开,主要包括医疗康复费用、停工留薪期内的工资福利、一次性与按月支付的伤残补助以及工亡情形下的抚恤等项目。其运作以工伤认定与劳动能力鉴定为基础,鉴定确定的伤残等级直接对应待遇的项目与标准,费用按规定分别由工伤保险基金与用人单位负担,基金支付部分经由经办机构核定后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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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认定determination of work-related injury

工伤认定是指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就职工伤亡是否属于工伤保险意义上的工伤作出判断的行政程序。其核心在于工作时间、工作场所与工作原因等要素的审查。应注意工伤认定是享受保险待遇的前置环节,认定结论本身不直接确定赔偿数额。

工伤认定的运作机理是以行政程序对职工伤亡性质作出官方判断,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用人单位、职工或者其近亲属的申请,围绕工作时间、工作场所与工作原因等要素进行审查。认定中还要审查是否存在排除情形,故意犯罪、醉酒或者吸毒、自残等导致伤亡的不得认定为工伤。行政部门作出认定决定后书面送达各方,决定载明事实与依据,为后续待遇落实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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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赔偿state compensation

国家赔偿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时由国家承担的赔偿责任。其以职权行为违法且损害成立为要件。应注意国家赔偿不同于国家补偿,后者针对合法行为造成的损失而非违法行为。

国家赔偿的构成要件包括行为主体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合法权益受有损害,以及损害与职权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赔偿责任由国家承担,并由赔偿义务机关具体履行。赔偿范围涵盖人身自由受限制所生的赔偿金、生命健康受侵害的赔偿,以及违法查封扣押冻结造成的财产损失。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还可以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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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学Economic Law

经济法学是指以经济法为研究对象,研究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与调节应遵循何种规则的法学分支学科。它以市场机制失灵时的政府干预为问题起点,回答干预的主体、边界、手段与程序如何设置,干预失当由谁依何种程序纠正。它与法经济学并非一事,后者以经济学方法分析全部法律,对象不限于经济法。

经济法的产生源于市场机制自身的缺陷,竞争失序、信息不对称与外部性等问题使市场无法自行恢复秩序,国家由此介入。该学科把这种介入视为一组需要被规范的国家行为,追问干预的目标是否正当、工具是否与目标相称、执行程序是否可预期。干预规则既是政府管理经济的依据,也是约束政府不得随意越界的法度,双重属性构成学科的内在张力。

民事公益诉讼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民事公益诉讼是指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由法定主体向法院提起的民事诉讼。起诉主体主要是检察机关和符合法定条件的社会组织。其针对平等主体的侵权行为,与以行政机关为被告的诉讼不同。

人民陪审员people's assessor

人民陪审员是指经法定程序选任并依法参加审判活动的非职业法官。其与法官组成合议庭共同认定事实并适用法律,行使与职业法官同等的表决权。应注意陪审员并非旁观者,其地位是审判组织的正式组成人员。

人民陪审员的制度机理在于让普通公民直接参与审判,将社会常理与生活经验带入司法过程。其构成要素包括选任、参审与保障三个环节:由法定程序从符合条件的人选中随机抽选产生,参与案件时与法官组成合议庭,在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上依法行使职权。陪审员在合议庭内享有与职业法官同等的表决权,其意见记入评议记录,任何一方不能因身份差异而被排除在评议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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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侵权trademark infringement

商标侵权是指未经许可在商业活动中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标志并容易导致混淆的行为。其判断核心在于使用行为是否具备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并引起混淆。应注意在先使用等法定例外情形不构成侵权,混淆可能系关键条件。

社会治理social governance

社会治理是指政府、社会组织与公众等多方主体协同管理社会事务、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与机制。其强调多元共治与法治保障相结合。应注意社会治理不同于单纯的社会管理,前者突出协商合作而非单向命令的支配关系。

社会治理的运行机理是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政府负责规划引导与监管,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公众通过参与表达诉求,各方经由协商合作的机制处理公共事务。其工具组合包括立法规范、政策引导、行业标准、社区自治与纠纷调解,强调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法治贯穿其中,既划定公权力的边界,也为社会力量参与提供合法性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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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执行application for enforcement

申请执行是指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人请求法院强制实现其权利的程序。其以文书已生效且义务人未在期限内履行为条件。应注意申请执行与申请再审相区分,前者实现既定权利,后者谋求改变已生效的裁判内容。

申请执行是债权人借助国家强制力实现权利的程序入口,其运作以生效法律文书为凭据。构成上需要满足文书已经生效、文书确定义务人在期限内履行而义务人未履行、申请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等条件,同时申请应当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并附具身份与文书材料。法院受理后通过查询、冻结、划拨财产以及限制消费等措施迫使义务人履行,执行的对象原则上是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而非其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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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food safety

食品安全是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并对人体健康不造成急性、亚急性或慢性危害的状态。其监管覆盖生产经营的全过程。应注意食品安全不同于食品卫生,前者范围更宽并延伸至营养结构与供给保障层面。

食品安全作为规范概念,既指食品本身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且不对人体健康造成急性亚急性或慢性危害的状态,也指围绕这一状态建立的全过程监管制度。监管链条覆盖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从原料采购、生产加工到贮存运输与销售,均须符合安全标准并留存可追溯的记录。经营者的核心义务是保证所售食品符合标准,并对进货来源履行查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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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案范围scope of case acceptance

受案范围是指法律规定的特定机关可以受理案件与争议的界限。其划定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或其他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分工。应注意受案范围随立法修订而调整,不能将某一时期的范围误当作固定不变的边界。

受案范围从内部结构上看由受理主体、可受理的案件类型与排除事项三个部分构成。划分的逻辑在于不同国家机关的职能分工:法院解决其有权审判的纠纷,行政机关处理其职权范围内的争议,仲裁等社会机制则在当事人合意的基础上介入。以行政诉讼为例,受案范围决定了哪些行政行为能够进入司法审查,公民、法人能否获得救济首先取决于其诉求是否落入这一范围。范围的宽窄直接反映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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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救助judicial assistance

司法救助是指司法机关对遭受犯罪侵害或民事侵权等情形且生活困难的当事人给予的辅助性救济。其着眼于抚慰困难而非填补全部损失。应注意司法救助与国家赔偿相区分,前者基于困难抚恤性质,后者以公权力行为违法为前提。

司法救助的机理在于国家通过对生活困难当事人的辅助性给付,缓解其因遭受犯罪侵害或者民事侵权而陷入的困境,属于抚慰性质而非全额赔偿。其构成要素通常包括当事人因案件遭受损害、无法通过诉讼获得有效赔偿、生活确有困难等条件,给付数额以救助对象的生活需要与当地经济水平为基础酌定。救助资金的发放由司法机关审查决定,目的在于体现人文关怀与维护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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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网络保护online protection of minors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是指围绕未成年人使用网络所进行的预防沉迷、信息保护与权益保障等制度安排。其覆盖内容管理、个人信息处理与网络素养培育等多个层面。应注意网络保护与一般未成年人保护相区分,前者聚焦网络空间场景。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制度框架围绕三个层面展开,一是网络内容管理,通过分类分级与提示机制限制不良信息的接触,二是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特殊处理规则,对处理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的信息施加更为严格的同意与保护要求,三是网络素养培育与防沉迷安排,通过时长管理、消费限制与适龄提示防止过度使用与不当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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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administrative penalty

行政处罚是指行政机关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予以制裁的具体行政行为。其适用须以违法事实成立且具备法定处罚权限为前提。应注意行政处罚不同于行政强制措施,后者属于临时性控制手段而非终局制裁。

行政处罚的运作以法定职权为基础,机关须在处罚权限、种类与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制裁决定,并遵循事先告知、听取陈述申辩与回避等正当程序要求。处罚种类包括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件以及行政拘留等。裁量的核心是过罚相当,须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杜绝一律顶格或随意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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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公益诉讼administrativ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行政公益诉讼是指对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而提起的诉讼。其适用以公共利益在特定领域受损且行政机关未依法履职为前提。被告限于行政机关,与以民事主体为被告的诉讼相区别。

虚假诉讼sham litigation

虚假诉讼是指当事人出于非法目的虚构法律关系或案件事实提起诉讼的行为。其识别要点在于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或单方捏造事实以损害他人权益。应注意虚假诉讼与滥用诉权相区分,后者通常不涉及虚构纠纷的捏造行为。

支持起诉support of litigation

支持起诉是指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支持受损害单位或个人向法院起诉的制度。检察机关在公益受损时亦可运用这一方式。它是辅助性制度,不改变原告地位,检察人员不代替当事人起诉。

执行复议reconsideration in enforcement

执行复议是指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对执行行为异议裁定不服时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查的救济机制。其针对执行行为是否违法而非执行依据本身。应注意复议救济的是执行程序瑕疵,对生效裁判实体内容的异议不属于其范围。

仲裁协议arbitration agreement

仲裁协议是指当事人达成的将特定争议提交仲裁解决的合意。其有效要件包括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约定的仲裁事项与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应注意有效的仲裁协议具有排除法院管辖的效力,这是其与一般合同的关键区别。

仲裁协议的运作机理建立在当事人意思自治之上,其构成要件通常包括请求仲裁的明确意思表示、约定提交仲裁的事项范围以及选定的仲裁机构。形式上一般要求书面,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往来函件或者补充协议均可构成。协议一经有效成立,即在当事人之间产生不得就约定事项向法院起诉的约束,仲裁庭据此取得对特定争议的管辖权,法院的诉讼程序则因协议的存在而受到阻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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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经济学提供的分析工具

微观经济学31 条

边际报酬递减Diminishing Marginal Returns

边际报酬递减是指在技术水平与其他投入固定不变的前提下,连续增加某一种可变要素,其边际产量迟早趋于下降的规律。它的动力来自要素配合比例被打破,要解决的问题是解释短期产量与成本曲线为何呈现特定形状。它只适用于短期单一要素变动的情形,不能推广到全部要素都可调整的长期。

固定投入构成瓶颈:可变要素追加到一定程度之后,每个新增单位能摊到的固定要素越来越少,相互的协作与配合被挤占,边际产量由升转降。下降未必从第一单位就开始,通常先经过一段递增阶段,规律说的是迟早会出现的后半段,短期平均成本曲线先降后升的形状正是这一机制的映射,曲线的形状由它而非别的力量定下。

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

边际成本是指产量每增加一单位所引起的总成本增量,等于总成本的增量除以产量的增量。它反映总成本随产量变动的部分,回答的决策问题是多生产一单位是否值得,判断依据是新增收益与新增成本的比较而非平均水平。固定成本不随产量变动,不计入边际成本的构成,把平均成本误当作决策依据是常见误读。

决策只认增量的机理在于已经发生的支出无法收回,改变不了任何后续选择,能够影响的只有下一步多花多少、多赚多少。只要新增收入高于新增成本,扩大产量就在增加利润,一旦越过相等点,每多一件都在亏损。价格等于边际成本时资源配置达到竞争市场所追求的效率状态,这一等式因此也是评价垄断与定价行为的基准,偏离的方向与幅度标示福利损失。

边际替代率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ion

边际替代率是指在效用水平保持不变的前提下,消费者为多获得一单位某种商品而愿意放弃的另一种商品的数量。它刻画偏好内部的互换比例,要解决的问题是量化消费者主观的取舍意愿,为推导需求曲线提供依据。它衡量的是心理意愿而非市场价格,两者仅在均衡点重合。

在效用函数可微的条件下,边际替代率等于无差异曲线斜率的绝对值,也等于两种商品边际效用之比。随着手中某种商品不断增多,再添一单位的分量变轻,愿意让出的另一种商品随之减少,替代率沿曲线递减。这一递减对应偏好的凸性,凸偏好意味着消费者喜欢适度搭配而不走极端,无差异曲线凸向原点正是它的几何形象。

边际效用递减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

边际效用递减是指在一定时期内连续消费同一物品时,每增加一单位消费所带来的效用增量逐步下降的现象。其要素为消费的连续性、单位消费的增量属性与效用的主观排序,用以解释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及价格形成的微观基础。它描述常见消费的常态倾向,成瘾性或炫耀性消费可能出现递增,不属规律覆盖范围,外推须谨慎。

机理在于需要的层级结构:最迫切的欲求先被满足,其后每一单位消费满足的是排序靠后的需要,主观评价随之降低,第一份水关乎生存,其后各份的边际价值依次递减。正因增量效用递减,消费者只有面对更低价格才愿意增加购买,需求曲线由此向右下方倾斜,市场定价与均衡分析都以此为底层支撑。

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

禀赋效应是指物品一旦被拥有,人对它的主观估价便高于未拥有时的现象。其要素是拥有状态引起的估价偏移,源于放弃物品被感受为损失,要解决的是解释交易不足与谈判分歧的成因。需注意效应并非稳定不变,在可反复交易的商品与经验丰富的交易者身上较弱,且随情境变化。

机理与损失厌恶相连。放弃已拥有的东西在心理上记作损失,其痛感重于等量所得带来的快乐,要人松手就得补偿这份额外的痛,卖价因此高于买价,买价与卖价之间出现一段没有交易发生的空当。这一偏移使权利最初判给谁变得重要,先握有权利的一方报价更高,双方可以成交的区间随之改变。

不完全契约Incomplete Contract

不完全契约是指因有限理性、不可预见情形与拟定条款的成本约束,无法对所有未来状态作出完备规定的契约,缔约双方总留有未覆盖的缝隙。其要素是状态的不可完全预见、条款拟定成本与事后再谈判机制,要解决的问题是缝隙内剩余控制权如何分配以及事前投资激励如何保护。不完全不等于无效,法院可通过解释与默示条款对契约缝隙予以填补。

根源在于预见、写成与证实三重约束。长期合作中的价格波动、技术更替与政策转向难以逐一预见,即便预见得到,把每种情形写成可执行条款的成本也高得难以承受,某些状态在争议时还无法向第三方证实。因此契约必然留缝,缝隙内的事项只能留待事后协商,契约理论的重心由完备条款设计转向事后治理安排。

沉没成本Sunk Cost

沉没成本是指已经发生且无法通过任何当前或未来决策收回的成本。其要素为支出的不可逆性与决策的增量属性,要解决的是历史支出对边际选择的干扰问题。它与固定成本不同,后者在尚未发生时仍参与进入决策,沉没成本则在任何时点都不应进入边际分析,混淆两者是常见误读所在。

理性决策只比较面向未来的增量收益与增量成本:电影看了半小时确认难看,票款已不可收回,是否离场仅取决于剩余时间的替代用途;亏损项目是否追加,仅取决于后续收益能否覆盖后续投入。历史支出不因坚持而返还,也不因放弃而放大,正确算法是把这笔账整行划去。放弃并非损失扩大,而是把账目算清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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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风险Moral Hazard

道德风险是指约定成立后,一方行为的代价由别人承担或分担,其偷懒马虎的动机随之变强的现象。它出自这样的结构,一个人怎么做事对方看不清,后果又不全落在他自己头上,认真与敷衍的差别被抹平。它描述的是人对激励结构的正常反应,并不以品行败坏为前提,谁来承担后果,行为就跟着谁变。

问题出在后果与行为脱了钩。买了全险的司机开车少了三分小心,因为剐蹭的账单主要落在保险公司头上;雇主从不验工的家庭,保姆打扫渐渐就应付了事,因为干好干坏工钱一样。代价一旦有人替着付,谨慎就成了一笔只亏不赚的开支,多上心是给自己添成本,好处却归了别人,行为自然松下来。

风险厌恶Risk Aversion

风险厌恶是指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个体面对期望值相同的多个备选结果,更偏好波动较小一方的稳定倾向。它刻画确定性本身具有价值这一现象,要解释的是人们为何愿意支付代价来消除或降低结果的不确定。风险厌恶是一种连续的程度而非有无之别,其强弱随财富水平与情境而变,风险中性只是刻度上的一个点。

其机理通常由财富的边际效用递减来解释:财富越多,额外一单位带来的效用增量越小,因此确定的收益在效用尺度上高于同等期望值的风险收益,缺口即是对波动本身的计价。把这一偏好量化,可用确定性等值与风险溢价:前者是与风险方案等效用的确定金额,后者是期望值与它之间的差额,差额越大,厌恶越强。

公平偏好Fairness Preference

公平偏好是指行为人在自身物质收益之外,还对分配结果与他人行为的公平性作出评价,并愿意承担个人成本去奖励公平、惩罚不公平的偏好。其要素包括结果层面的分配公平与动机层面的意图公平,要解决的是纯自利模型无法解释人们为何偏离利益最大化的问题。它不是无条件的利他,惩罚与否取决于对方行为是否公平。

公平偏好把公平本身纳入效用函数,人的选择不再只比较金钱得失,还要比较那份得失是否公平。在结果维度上,人厌恶不利于自己的不平等,也会在超出预期时作出让步;在动机维度上,人回应对方的善意与恶意,同样的分配因对方意图不同而评价不同。两类要素共同作用,解释了单凭自利无法说明的拒绝、让步与惩罚行为。

供求均衡Market Equilibrium

供求均衡是指某一市场上供给量与需求量在特定价格水平下恰好相等的状态,该价格即均衡价格。其要素为独立变动的供给与需求两条曲线及其交点,解决价格如何协调无数分散买卖双方决策的问题。须注意,均衡只描述市场停在哪里,并不保证停在有效率的位置,垄断、外部性与管制价格下的均衡可能持续偏离社会最优。

均衡的机理是反馈调节:价格偏高时供给过剩,卖家降价清货;价格偏低时出现短缺,买方竞争把价格抬回去。偏离交点即产生盈亏信号,盈亏自动牵引买卖双方向交点靠拢,无需任何主体主持,价格因此成为协调分散决策的核心信息,市场秩序多半是这套反馈一寸一寸调出来的,而不是谁设计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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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

规模经济是指随着产量增加,长期平均成本随之下降的现象。其要素是固定成本摊薄、专业化分工与批量交易等随产量增进的环节,要解决的是解释企业规模与行业集中度的成因。需注意产量并非越大越好,规模超过某一区间后内部协调成本上升,平均成本回升,即出现规模不经济。

机理在于成本结构。厂房设备等固定投入不随产量同比例增加,产量越大,分摊到每件产品上的固定成本越少;大批量生产还允许更细的分工与更高的设备利用率,批量采购又压低了单位进价,长期积累的经验还能让操作更熟练、损耗更低。平均成本随产量下降的区间,构成先进入者相对后来者的成本优势,也决定其定价空间。

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

机会成本是指把一项资源投入某种用途时,所放弃的其他用途中价值最高的那笔收益。它用次优选择衡量一项选择的真实代价。它的前提是资源稀缺且可以另作他用,资源若别无他用,机会成本为零。它与只记录实际支出的会计成本不同,只看账面花费,会低估一项选择的真实代价。

每一笔投入都在同时关上别的门,选了一条路,其余路里的好处便不算在账上。店主用自家的铺面开店,账面上看不到房租,可这间铺面若租给别人每月能收的钱,就是开店的隐性代价。账簿登记不了没有发生的支出,按账面利润判断盈亏,会系统性地高估做得划算的程度,机会成本的作用就是把这笔看不见的账补进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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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相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

激励相容是指机制设计中的这样一种性质,参与者出于自身利益而采取的策略,恰好符合设计者希望其采取的行动。它由信息结构与报酬规则两个要素构成,要解决的是无法直接观测或验证他人真实状态时的引导问题。它不要求参与者与设计者利益一致,只要求不一致的利益各自找到顺路的方向。

机理上它把道德问题转写为选择问题:当讲真话或付出努力成为参与者的最优反应时,无须监督与强制,规则自行运转。以申报为例,若如实披露比隐瞒带来更高的回报,谎报便失去了理性基础;反之规则只在名义上成立,实际选择会系统性偏离设计意图。判断规则成败的落点,是人在其中实际怎么选。

价格弹性Price Elasticity

需求价格弹性是指需求量对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以需求量变动的百分比除以价格变动的百分比来衡量。其构成要素是价格与需求量两个变量的相对变化,要解决的是价格调整之后销量与总收益如何变动的问题。需注意它衡量的是百分比之比而非绝对数量,与需求曲线的斜率不能混为一谈。

弹性刻画的是买方的敏感程度,敏感度取决于替代品的多少、该项支出占总收入的比重、商品是否必需以及调整时间是否充裕。机理在于,价格上涨时买方会沿着需求曲线寻找替代,替代越容易,减少的购买越多。弹性大小因此不是商品自身的属性,而是替代可能性、支出分量与调整时间共同决定的量。

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

交易成本是指为谈成并履行一笔交易而付出的、价格本身之外的成本。它通常包括寻找交易对象、讨价还价、订立约定、监督履约与处理纠纷等各个环节所耗的时间与钱。它与制造物品本身的生产成本不同,前者促成权利移转,后者改变物品,混淆两者会误估安排的真实代价。这个概念是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工具之一。

一笔看似简单的买卖,背后要过好几道关口:先找到愿意交易的人,再就价钱与条件来回商量,谈成之后还要盯着对方守约,出了岔子还得讨个说法,每一道关口都在消耗时间与钱。摩擦越大,愿意交易的人就越少,分工与协作的范围随之收缩,市场能办成的事也就变少了,这就是交易成本制约经济活动的基本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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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Monopoly

垄断是指一个市场上只有单一卖方供给某种产品或服务,且不存在相近替代竞争的市场结构。其要素是独占地位与由此而来的定价权,要解决的问题是解释价格为何高于竞争水平、产量为何偏少,以及由此造成的福利代价。但垄断结构本身并不等于违法,规制的重心在于排斥竞争的行为。

垄断厂商面对整条向下倾斜的市场需求曲线,多卖一件必须全线降价,连原本按高价购买的客户也一并降价,因此新增一单位销量的边际收益低于价格本身。理性的垄断者据此把产量收缩到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之处,价格高于边际成本,产量低于竞争水平,本可两利的交易被高价挡在门外,形成无谓损失。

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

纳什均衡是指博弈中的一组选择,一旦形成就没有人愿意单独更改。别人怎么做保持不变时,每一方现下的做法已是自己能得到的最好结果,单独换招只会更差。它回答的是多方互相牵制的局面最终会停在哪里。停驻并不等于满意,均衡的结局可能让所有参与者都吃亏,稳定与好坏是两回事。

判断一组选择算不算均衡,办法很朴素:把别人的做法固定住,看看每一家还有没有更好的选择。谁都找不到,局面就稳了,因为改变的成本由改变的人独自承担,好处却未必跟着来。各家不需要商量,只要各自守着自己的最优回应,这个局面就能自己维持下去。也正因为没人有动力先动,坏的均衡和好的均衡同样稳固,想离开就得有人带头承受一阵子的损失。

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

逆向选择是指一方看不透另一方的底细,只好按平均成色出价,好的一方嫌亏退出,剩下的更差,条件再压低。这样一轮一轮筛下去,愿意老实交易的人越来越少,市场可能整个消失。它发生在成交之前,由隐藏的底细引起,与成交后的行为问题分别处理,也不靠人的恶意起作用。

麻烦从一个常见处境开始:买方看不出货的好坏,只敢按平均价钱出,这个价钱对好货的卖家是亏的,他干脆不卖,剩下的平均水准随之下滑,买方看在眼里再压价,又一拨好货退出。每一步都是各人自保的盘算,卖家不肯亏本,买家不肯冒险,单独看都没有错,凑在一起却把整个市场越做越差,能成交的东西越来越少。

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

前景理论是指以参照点、损失厌恶与概率权重刻画不确定条件下实际决策行为的描述性理论。其要素是价值函数依相对变化而非终态财富定义,要解决的是解释期望效用无法容纳的确定性效应与框架效应。需注意它是描述性理论,不提供应当如何决策的规范主张,参数亦随情境变动。

机理在参照点与权重。人评价得失先在心里立起参照点,把结果折算成相对变化,参照点不同,同一结果可以被感受为得也可以被感受为失;价值函数在收益一侧表现为规避风险,在损失一侧表现为追逐风险,且损失一侧更陡。概率权重则高估小概率而低估高概率,共同造成确定性效应与框架效应这两种典型偏离。

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

囚徒困境是指一种特定的策略局面。无论对方选择合作还是背叛,背叛都是自己更稳妥的选择,可双方都背叛的结果比双方都合作更差。它解释了在缺乏约束机制时,个人的精明为何合起来酿成集体的吃亏。它不等于一切利益冲突,收益结构满足上述条件才构成困境。

两个人各在一间屋子里做选择,听不见对方的承诺:一方老实合作,另一方背叛就能占尽便宜;一方抢先背叛,自己坚持合作就要吃大亏。于是背叛成了各自算下来最稳妥的一步,结局是两人一起落到比互相合作更差的位置。整个过程只是各人算各人的账,与人品的高低、脑子的快慢都没有关系,毛病出在结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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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偏好Time Preference

时间偏好是指个体对即刻可得之物给予高于未来可得之物的评价,从而对未来收益按某一比率打折的倾向。其核心要素是评估时点与贴现率,要解决的是不同时点的价值如何换算到同一秤上的问题。常见误读是把它与通货膨胀混为一谈,后者是货币购买力的变化,与对时间本身的评价相互独立。

要素上它由两部分组成:对当下与未来赋予不同权重的不耐,以及把这种权重差表达为比率的贴现率。贴现率把未来某一笔收益折算成现值,折算后的数额才能与今天的数额放在同一杆秤上直接比较。机理上正的时间偏好意味着等待本身被计为成本,收益到达得越晚,在今天的账面上损失越多,等待越久折扣越重。

外部性Externality

外部性是指经济活动给旁人带来了好处或坏处,这份损益却既不通过价格收进钱,也不通过价格赔偿。影响使他人受损的为负外部性,使他人受益的为正外部性。它要解释的是私人的成本收益与社会的成本收益为何错位,只有未经市场计价的损益才算在外部性之内。

工厂排烟时只盘算自己的收入与开支,邻居咳嗽的代价没有出现在它的账上,烟便排得比全社会合意的量更多。价格只传递买卖双方的评价,第三方的苦乐无处报价,私人与社会之间的账目便出现了缺口。反过来,一家修剪齐整的花园让整条街增色,园主却收不到邻居的钱,这样的好事便总是供给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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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竞争Perfect Competition

完全竞争是指存在大量买者与卖者、产品完全同质、资源自由流动且信息完备,从而任何单个主体都只能是价格接受者的市场结构。其要素为原子式的交易主体、自由进出与信息完全,解决以何种基准评价现实市场效率的问题。须注意,它是一种理论构造而非对现实的描述,现实市场普遍且不可避免地偏离这一形态。

结构决定行为:单个厂商面对水平的需求曲线,抬价一分即失去全部顾客,压价亦无必要,于是价格被压到边际成本为止。长期竞争中自由进出抹平利润,经济利润趋向于零,产量落在平均成本最低点,资源配置与产出规模由此达到理论上的效率顶点,任何偏离都意味着福利的耗散。这一图景虽是推演的产物,却把竞争发挥作用的约束条件交代得最为清楚。

委托代理问题Principal–Agent Problem

委托代理问题是指委托人与代理人目标不一致且信息不对称时,代理人偏离委托人利益的低效率现象。其要素是利益分歧、行动不可完全观察与由此产生的监督成本,要解决的是如何以更低代价使代理行为贴近委托目标。需注意单纯的信息不对称并不构成代理问题,还须叠加利益冲突。

机理在于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只有目标不一致而行动可见,偏差会被及时纠正;只有看不清而利益一致,偏差也无从谈起;两者叠加,偏离才会藏进不可观察的区域,且观察越困难,偏离的空间越大。治理工具沿这两个条件设计,激励合同使利益靠拢,监督与信号使行动可见,声誉机制抬高背叛的长期代价。

信号传递Signaling

信号传递是指掌握底细的一方,通过做一件看得见又费成本的事,把自己的类型告诉看不透他的人的机制。关键不在信号说什么,而在做成这件事对不同的人代价不同,真有底气的人轻松做到,没底气的模仿不来。对方不必挨个识破,只看谁肯付这笔代价,真心假意自然分开。

它能起作用,靠的是成本上的落差。商家给商品附上多年免费保修,货不硬的厂家照做就要赔到底,货硬的厂家算下来只是小钱,于是敢承诺的只剩下好货。买家不必懂技术,看到敢保修就敢下单。信息差就这样被一笔看得见的开支填上,这笔开支对有底气的人不值一提,对想混的人难以承受,区分就此完成。

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y

信息不对称是指交易双方掌握的有关事实有多有少,一方知道的要害情况,另一方难以花小钱查证。卖方清楚货的成色,借方清楚自己还得起还不起,这些底细攥在一方手里,对方只能凭猜测出价或定条款。许多市场慢慢冷清下来,以及签约前后的种种算计,根子都在这道难以消除的差距上。

它的作用在于让一方只能蒙着眼睛出价。二手车贩子清楚每辆车的毛病,买家只知道市面上的平均成色,于是只肯出中间价,好车的车主觉得吃亏就留着不卖。价格本该把货送到最看重它的人手里,在这里却先把好货赶出市场,看得见的成交价掩盖了看不见的成色,信息劣势直接改写了谁能成交、成交什么。

占优策略Dominant Strategy

占优策略是指无论其他参与者选择何种策略,都能给参与者带来不低于任何其他策略之支付的策略,严格占优则要求支付严格更高。其要素是不依赖对手行动的普遍最优性,要解决的是博弈中无需猜测对方行为即可确定的理性选择。多数博弈并不存在占优策略,误把某一情形下的最优当作占优是常见错误。

判别方法是逐一对价:把某策略与其余每个策略比较,在其他各方所有可能的策略组合下它都不劣,即为弱占优;处处严格更优,即为严格占优。严格占优策略的选择不依赖信念与预测,理性参与者必然采用,由此发展出重复剔除严格劣策略的分析程序,逐步缩小均衡可能落点的范围。判断时不能只看个别情形下的比较结果。

重复博弈Repeated Game

重复博弈是指相同的参与人将同一博弈反复进行多个阶段的动态博弈形式。其要素是阶段博弈的重复展开、历史可被观察以及对未来收益的贴现,要解决的问题是解释一次性博弈中难以出现的合作如何在没有道德约束的自利者之间形成。合作的存亡系于未来收益经贴现后的分量。

一次性博弈里背叛常是占优选择,因为不存在日后清算;重复展开之后,今天的背叛会在明天招致报复,未来收益折算到今天若足够沉重,合作就能作为均衡稳定维持。触发策略以此为骨架,一旦观察对方背叛便转向长期惩罚,使背叛的眼前所得抵不过此后损失的总量,惩罚的威胁于是成为可信的承诺。

助推Nudge

助推是指不禁止任何选项、不显著改变经济激励,仅通过调整选项的呈现方式来引导行为改变的干预。其要素是选择架构与保留的自由选择,要解决的是在有限注意与有限自制下改善决策的问题。需注意它与强制规制和经济激励是不同类型的工具,呈现方式也可能被用于操纵。

机理借力于人的认知局限。人懒得计算也懒得改动,多数时候停留在默认选项上,选项的位置与顺序因此比选项内容更能左右结果。把默认设为期望的方向,或把有利选项摆在易见之处,行为随之改变,全程不没收选项也不开出罚单,选择自由原封不动,这正是它与命令式干预最直观的区别,也是它被视为软性干预的原因。

资产专用性Asset Specificity

资产专用性是指资产转作他用或转归其他使用者时价值大幅贬损的属性,一项资产与特定交易绑定的程度越深,其用途的可转移性越低。其要素是资产的可替代用途范围与转用时的价值损失幅度,要解决的问题是解释交易双方的长期关系如何选择合同或组织形式。它描述的是资产属性而非市场结构,专用性高低也不直接决定企业是否走向一体化。

机理在于专用性改变了事后的谈判地位。供应商为独家客户建造专用产线之后,产线无法转售,客户也难以另寻供给,双方被相互锁定,任何一方都能利用这种锁定索取让步,投资方因此面临被事后压价的风险。事前预料到这一前景,双方会对专用投资犹豫不决,部分互利项目因担心被拿捏而根本无法启动,效率损失由此发生。

宏观与制度4 条

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

公共选择理论是指用经济学的自利与激励假设分析政治过程的理论。其要素是把投票者、官员与议员的处境和激励纳入分析,要解决的是解释公共决策实际如何产生的问题。需注意它描述的是决策如何产生而非应当如何,也不等于断言官员必然自利,更不能替代规范性的政策评价。

机理是把市场分析的方法移入政治领域。部门争取预算,因为预算构成其政绩与地盘;收益集中于少数人而成本摊给众多纳税人时,受损一方缺乏组织与奔走的动力,政策偏向可以由激励结构直接推出。分析政治与分析市场一样,应当从处境出发,而不是从动机出发,处境变了,同样的制度会产出不同的行为。

贴现Discounting

贴现是指按选定的贴现率把未来某一时点的货币额折算为当前现值的换算方法。其要素是未来现金流、时间间隔与贴现率,要解决的问题是让不同时点的价值可以相互比较,为投资决策与政策评估提供统一基数。贴现率的选择牵涉价值判断,并非可以随意设定的纯技术参数。

机理是货币的时间价值:今天到手的资金可以立即投入运用并取得回报,因此未来等额货币的现值低于其面额,折算按期限逐期递减。期限越长、贴现率越高,现值缩得越厉害,两个参数共同决定长期项目的账面价值,净现值由此成为一切跨期决策的中心指标,折算公式本身简单,含义却常被误读。

寻租Rent-Seeking

寻租是指经济主体通过游说、许可争夺等非生产性活动去获取由管制或特许制造的好处,其投入的资源不增加社会产出而只决定既有利益归谁,从而构成社会净损耗的行为。其要素是垄断或管制带来的超额收益与争夺该收益的耗费,要解决的问题是识别与约束这类消耗社会资源的竞争形式。它与正常逐利的区别在于后者通过满足需求创造新价值,寻租只在既有蛋糕内争夺份额。

租的本义来自对竞争的限制。一项管制出台后,牌照、配额或特许经营制造出超出正常回报的收益,众多企业随即投入真金白银去游说、疏通、排队,这些支出没有换来一件新增的产品,只决定了利益落到谁手里。争夺越激烈,社会为分配既有利益付出的资源越多,管制越具体,可争夺的目标越明确,消耗也越大。个体的精明算计,加总成为整体的浪费。

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

政府失灵是指政府为矫正市场缺陷而实施的干预未能达到目的,反而造成资源错配或福利损失,使结果劣于不干预状态的现象。其机制包括信息不足、激励错位、寻租与利益集团的影响,要解决的问题是解释矫正市场的努力为何常常失效。它不构成反对一切干预的理由,而是要求逐项比较两侧成本。

机制有两条主线:其一,决策者同样面对自身激励,任期、预算与部门利益进入目标函数,政策的名义目标与实际追求可能分离;其二,干预人为制造稀缺,审批、配额与许可证都设定了门槛,门槛之上就是租金,租金引来寻租投入,资源在争夺租金的过程中被白白消耗,两条主线常常同时起作用。不可只看其一。

福利与公共经济学16 条

庇古税Pigouvian Tax

庇古税是指按边际外部损害对造成负外部性的行为征收的税。其要素是把外部成本计入私人成本,使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一致,要解决的是外部性使产出超过社会最优水平的问题。需注意税额依据对损害的估算而非市场价格,损害难以货币化时税基便难以确立,税额容易偏离真实损害。

机理是把损害变成价格。污染者每增加一单位产出,社会便承担一份边际损害,按这一损害征税之后,私人决策面对的账目与社会的账目一致,产出自然回落到社会最优水平。税负不指定减排方式,减污代价低的主体多减,代价高的宁可缴税少减,减污的任务自动落到代价最低的人手里,社会付出的总减排代价因此最小。

成本—收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

成本—收益分析是指把一项政策或工程的社会成本与社会收益折算为货币并贴现到同一时点加以比较的评估方法。其要素包括得失的识别、货币化、贴现与净额比较,要解决的是资源在竞争性方案之间如何排序的问题。它衡量总量效率而不处理分配后果,谁受益谁受损不进入计算,这是最常被忽视的界限。

方法的枢纽在于统一度量:不同年份、落在不同人群的得失,只有折算到同一时点才能相加减,贴现率的选择因此直接影响结论的高低。评估采用全社会口径,既包括可用市场价格计量的部分,也包括旅行时间、健康风险等需借助影子价格估算的部分。净收益为正只是最低门槛,候选方案之间仍须按净额排出先后,资源才不致投向声量更大的项目。

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

公地悲剧是指产权不明的公共资源因个体理性使用而被过度消耗的现象,每个使用者获得利用资源的全部收益,而资源耗竭的代价由全体分摊,个体的最优选择加总为集体的损失。其要素是排他的高成本、使用的非排他与收益的私有化,要解决的问题是公共资源如何避免过度利用并维持长期供给。它揭示的不是道德缺陷而是激励结构,账本的结构决定了过度使用。

机理在于成本与收益的错位配置。使用者只比较自身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因他的使用而给他人造成的拥挤与耗竭,不进入他的决策账目,于是总用量必然超过社会最优水平。放牧、捕捞、排污与共享平台上的抢注行为同属此列,个人的决策各自合理,加总的结果是资源崩溃,理性个体行为的集合可以导致集体的失败。

公共品Public Goods

公共品是指多一个人享用不增加成本,同时无法把不付钱的人排除在外的东西或服务。前一个特性叫非竞争性,后一个叫非排他性,两者凑齐,白用的人拦不住,出钱的人就少了。人人都等别人先掏钱,供给因此不够,通常得靠公共投入来安排,这与大家的品行无关,是物品属性决定的。

它难就难在白用者无法排除。小区想装一盏路灯,一家出钱全楼受益,于是每户都盼别人出头,自己坐享其成,肯掏钱的反而吃了亏,下一回就更没人愿意带这个头。供应方收不到足够的钱,自然不愿多造,结果是人人想要却没人供给。搭便车不是谁品行差,换谁站在那个位置,算下来的账都是一样。

公平Fairness

公平在经济学中主要指分配的正当性,即收入、机会与负担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担是否符合某种可辩护的标准,同时包含形式层面同等情况同等对待的要求。其核心操作是先选定一把衡量分担的尺度,按需要、劳动或负担能力衡量现状,再据此论证再分配的正当性。应注意公平不等于平均,按差别区别对待可能恰是公平的要求,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

讨论公平须先明确衡量尺度,按需分配、按劳动贡献分配与按负担能力分配得出的结论并不相同,尺度一经选定,现状是否公平便有了判断依据。形式公平要求规则对所有人一致适用,同等情况同等对待,不同情况按差别对待;实质公平则追问收入、机会与负担的实际分布是否合乎所选尺度。两个层面各有内容,讨论之前应先说明所站的位置。

卡尔多—希克斯标准Kaldor–Hicks Criterion

卡尔多—希克斯标准是指评判资源配置变动是否增进效率的准则:变动的受益者收益总和超过受损者损失总和、存在理论上的补偿可能时,即认定总账为改进,而不要求补偿实际发生。它以放松帕累托标准中无人受损的要件为特征,扩大了可通过评估的方案范围。其争议在于补偿常止于理论,实际受损而未获填补的人被效率判断所遮蔽。

该标准的操作是把全部受益与受损按同一尺度加总,净值为正即通过评估,衡量的是社会总量层面的得失。放宽无人受损要件的理由在于,严格标准之下多数有净收益的变动均无法实施,社会将放弃本可获得的总量增长。补偿可能性意味着蛋糕扩大之后本有条件使各方至少复原,总量先行扩张,分配问题方有讨论余地,顺序不能颠倒。

理性经济人Rational Economic Man

理性经济人是指经济学用的一个工作假设,把人看成在钱、时间等条件限制下,专挑对自己最有利选项的角色。有了这个假设,人的反应才能被推算,涨价会少买,有补贴会多用,政策的后果才有办法预估。它是分析用的工具,并不是断言现实中的人只顾自己、没有感情,也不妨碍人讲情义。

模型要能算,先得让人的行为有章可循。假设人是理性的,等于说给他固定的条件,他的选择可以预期,收入不变而票价上涨,坐车的人会少一些,补贴一取消,省着用的人会多起来。真实的人当然会冲动、会犯错,但先有一个可以推算的起点,预测错了才知道该在哪一处改,没有起点就什么都分析不成。

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

帕累托改进是指一项变动让至少一个人的境况变好,同时没有任何人的境况变差,也叫无损改进。它的判据只有两条,即存在受益者而不存在受损者,是评估资源配置变动时最严格的标准。现实中多数有净收益的变动都免不了让一些人受损,所以它不能当作唯一的评判尺度。

无损的变动人人可以接受,因为没有人需要为别人的好处埋单,同意由各方自己算账得出,不必说服,也不必强制。买卖双方自愿成交是它的原型,清出一处闲置浪费同样算数,把空置的仓库租出去,房东和租户各得其利,旁人毫发无损。正因为不制造受损者,这种变动不需要事先安排补偿,推行起来阻力最小。

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

帕累托最优是指资源配置的一种理想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不损害任何人的前提下,已经找不到让至少一个人过得更好的调整办法。一切两全的改进空间都已用尽。它衡量的是效率而非公平,分配悬殊的状态同样可能满足这个标准。判断只看是否还存在无人受损的改进可能。

判断的办法很朴素:环顾一切可能的调整,只要还有一种让某人受益而无人受损的改法,资源就还没有用尽;这类改法一件件做完,再也找不到时,就达到了最优。市场靠一笔笔自愿交易逼近这个状态,买卖双方都愿意成交,本身就是无人受损的证明。这个基准的可贵在于不预设谁该多得,只问改进是否还有余地。

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

市场失灵是指竞争市场无法实现帕累托效率,资源不能经由价格机制流向最有价值用途的状态。其典型成因包括外部性、公共物品、垄断与信息不对称,要解决的问题是定位价格信号失真的环节并衡量其福利代价。失灵只说明干预的理由存在,并不自动证明干预的结果必然更好。

共同机理在私人成本收益与社会成本收益的分家:排污者不承担外部成本便排放过量,公共物品的收益无法向受益者逐一收取便供给不足,垄断者面对向下倾斜的需求便收缩产量抬高价格。症状一致而病根各异,矫正手段须对症选用,价格工具、产权界定与直接供给各有分工,混用会加重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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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市场Two-Sided Market

双边市场是指平台连接两类相互依赖的用户群体,一侧用户的数量或规模影响另一侧用户的参与意愿,从而形成交叉网络外部性的市场形态。其要素是两类用户群体、平台提供的匹配服务与两侧之间的正反馈,要解决的问题是价格结构如何在两侧之间分配以促成交易总量最大化。它与单边市场的区别在于后者不存在两侧联动的交叉外部性,定价只需考虑自身一侧。

机理在于两侧需求的相互派生。买家越多,对卖家的吸引力越大;卖家越多,买家可得的商品与服务越丰富,平台的价值由两侧共同决定。这一结构使平台定价的重点不在总水平而在结构,向哪一侧多收、对哪一侧补贴,直接决定两侧的参与规模与交易总量。单侧的价格甚至可以低于成本,只要另一侧的收费能够覆盖并带动整体交易增长。

网络效应Network Effects

网络效应是指产品或服务的价值随使用者数量增加而上升的现象,用户本身构成产品价值的来源,每一名新加入者都在为既有用户创造额外效用。其要素是用户基数与个体效用之间的正反馈,要解决的问题是解释部分市场为何呈现赢者通吃格局以及后进入者的竞争劣势。它与规模经济不同,规模经济源于产量扩大对成本的摊薄,网络效应源于需求侧的价值联动。

机理在于直接与间接两类联动。通讯工具的价值取决于可以联络的对象,用户越多效用越高,这是直接效应;平台上卖家越多商品越丰富,买家越多又反过来吸引卖家,这是间接效应。两种联动构成自我强化的循环,率先达到临界规模的一方,优势随用户增长不断累积,距离临界规模差一口气的参与者,即使产品更优也难以存活。

无谓损失Deadweight Loss

无谓损失是指因税收、管制或垄断等因素使本可成立的互利交易未能发生,由此损失的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既未实现也未转移给任何一方,构成的社会总福利净损失。其要素是被抑制的潜在交易及其剩余之和,要解决的是衡量干预的真实福利代价。它与转移的区别在于转移只改变财富归属而总量不变,无谓损失使总量本身减少。

无谓损失在图形上表现为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之间未被兑现的三角形区域。税收在买卖双方之间打入楔子,使买方支付的价格高于卖方得到的净价,一部分交易随之退出市场。这些交易的剩余既没有成为消费者的收益,也没有成为生产者的收益或政府的收入,而是彻底消失。三角形的大小取决于供求弹性和税率的高低,弹性越大或税率越重,被挤出的交易越多,损失也越大。

消费者剩余Consumer Surplus

消费者剩余是指消费者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之间的差额,在几何上表现为需求曲线以下与价格线以上的面积。它把分散在各人身上的主观满足折算成可加总的货币量,要解决的问题是给消费者福利一个可度量、可比较的基数。其成立依赖货币边际效用近似不变的简化假定。

需求曲线逐点记录每一单位商品的保留价格,价格线记录实际支出,两线之间的面积按单位加总即为剩余,第一单位的意愿与市价差距最大,最后一单位趋近于零。价格下降时剩余随之扩大,福利增量近似等于价格降幅乘以原购买量,再加上原有购买者节省的部分,这正是政策评估常用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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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Efficiency

效率是指资源配置达到的一种状态,即无法在不使任何一方境况变差的前提下使另一方境况变好,资源已各居其最能创造价值的用途。它以资源稀缺为前提,以社会总收益与总成本的比较为工具,解决的是有限资源投向何处以及政策取舍如何评判的问题。效率只作总量层面的判断,不涉及分配是否正当,故不能将有效率等同于对所有人都公平。

评价一项规制或政策是否有效率,标准是把所有相关者的收益与损失放在同一尺度上汇总比较,总收益超过总成本才值得采纳,受损者的损失与受益者的所得一并计入,任何一方的得失都不因立场而被忽略。这样做的理由在于资源是稀缺的,把资源用于一处就意味着放弃其他用途,被放弃的最高价值构成真实的代价,若只统计局部或只看支出,便会漏掉隐藏的牺牲。

自然垄断Natural Monopoly

自然垄断是指因成本次可加性而由单一企业供给全部市场产出更为经济的行业状态,即一家企业生产全部产品的总成本低于多家企业分摊生产的成本之和。其要素是显著的规模经济或巨大的固定成本与重复建设损耗,要解决的问题是此类行业的组织方式与价格规制设计。它描述的是成本属性而非企业规模,企业块头大不等于自然垄断。

成本次可加性是它的学理核心,指单一企业供给整个市场的成本低于任何多家组合的供给成本。供水供电网络是典型情形,管网一经铺设,向新增用户供给的边际成本极低,重复铺设一套网络纯属浪费。平均成本随产量持续下降只是满足次可加性的充分条件而非定义本身,判定的依据始终是比较一家供给与多家供给的成本高低,而非曲线形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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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经济学两者交汇的规则分析视角

法经济学基础4 条

财富最大化Wealth Maximization

财富最大化是指法经济学中由波斯纳倡导的评价标准,认为一项法律或制度是否可取,取决于它能否使社会总财富达到最大,而财富以人们为资源愿意支付的价格来衡量。它要解决的问题是,当多种规则在道德直觉上难分高下时,如何获得一个可比较、可检验的取舍依据。其边界在于,支付意愿受支付能力制约,且不回答分配公平问题,故不能完全替代正义标准。

该标准的机理是把一切资源与权利的配给翻译成支付意愿:谁对某项资源愿意出价最高,把权利配给他就最能增进社会总财富,法律据此决定权利归属与责任分配。价格把异质的偏好与效用折算成同一量纲,使原本各说各话的规则争论变成可以比较的数字。评价结论因此不系于评者的个人道德立场,而可以公开复核、反复检验,这是它在法经济学分析中被广泛使用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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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经济学Law and Economics

法经济学是指运用经济学工具分析法律规则的内容、运行及其后果的交叉学科。其要素包括激励分析、后果比较与规则的成本收益评价,要解决的是规则对行为与资源配置的影响如何评估。它不取代法教义学对文本的解释,效率也不是法律价值的全部,这是理解该学科时最容易出错的两处边界。

学科的基本动作是激励分析:责任数额、举证标准、许可条件都被看作价格,价格的变动引起行为的变动。在此之上比较不同规则的后果,包括预防水平、诉讼数量与资源流向,从中识别成本更低或总收益更高的安排。这条路径把法律效果从事后追责延伸到事前引导,规则设计的重心随之前移,规则为何而立、如何修改,都应当先问当事人会如何反应。

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

科斯定理是指关于权利初始归属与谈判成本的经济学命题。它说只要谈判没有任何成本,法律先把权利分给谁都不要紧,当事人总能自行谈成同样有效的资源配置安排。前提是谈判毫无摩擦,而现实中谈判总要付出代价,所以权利一开始分给谁,实实在在关系到最终结果的走向。

命题的内核是:只要谈判畅通无阻,权利总会流到最珍惜它、用它最有效率的人手里。一块地对种粮的人只值小钱,对盖仓库的人值大钱,无论法律把地先给谁,双方总会在盖仓库这个用途上成交,资源的去向不因归属而改变。在无摩擦的世界里,法律只需把权利归谁说清楚,剩下的交给谈判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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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与事后视角Ex Ante / Ex Post

事前与事后视角是指评价法律规则时区分两个时间维度的方法:事前维度考察规则对当事人未来行为的激励,事后维度考察已发生损害的分配与补偿。其要素是激励效应与分配效应的分离观察,要解决的是同一规则在两个维度上结论冲突时的取舍问题。补偿的公平与激励的效率未必指向同一数额,这是两视角最常见的张力。

同一次判决同时完成两件事:对已发生的损害作分配,对潜在的行为人发出信号。事前视角关心后者,因为法律影响行为的主要通道在行为发生之前,规则一旦确立,人们便据以选择谨慎水平与活动量。事后视角关心补偿是否充分、受害人境况是否恢复。两个维度各有独立的评价对象,不能相互替代。

侵权与赔偿6 条

边际威慑递减Diminishing Marginal Deterrence

边际威慑递减是指处罚严厉程度每提高一档所新增的吓阻效果不断下降,加重到一定程度后威慑增量趋近于零的现象。它揭示威慑来自查获概率与处罚分量的乘积,处理的是处罚资源应当投向何处的问题。它不意味着重罚全然无用,而意味着威慑有层次,超过个体承受范围后继续加码,只加重同一批人的后果而不新增吓阻。

威慑的机理在于预期处罚,它近似等于被查获的概率乘以处罚的分量,潜在违法者据此权衡是否实施行为,分量与概率可以相互替代,二者的乘积才是行为人真正掂量的数字。人对严厉程度的敏感是递减的,处罚一旦超出其可能承受的范围,再加码只是让同一批人承担更重的后果,边际上新吓住的人寥寥无几,继续投入的资源就此落空。

汉德公式Hand Formula

汉德公式是指把预防事故的花费与预期损失相比较来判断过失的经济学标准。预期损失按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乘以事故造成的损害来计算。预防的花费低于这个数而不预防时,就构成过失。它主要用来衡量过失侵权中的注意义务标准,解决的是该尽几分注意的问题,故意侵害不在其范围之内。

法院面对一个过失案件,实际上是在核对三笔账:当事人本来可以花多少钱避免事故,事故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一旦发生损失有多大。如果避免的代价明显低于可能造成的损失,而当事人什么都没做,疏忽就有了可以计算的依据。判断由此有了可核对的尺度,但每一笔数字都依赖证据的诚实与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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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赔偿Perfect Compensation

完全赔偿是指违约或侵权情形下使受害人恢复到损害未发生时经济状态的赔偿原则,直接损失与所失利益一并计入。其要素是损失范围的界定与因果关联的确认,要解决的是赔偿应当补到何处为止的问题。它以补足为限而不以多为度,赔偿超出实际损失即背离补偿的本旨。

机理是双向的:赔偿足额,加害人必须把给别人造成的损害计入自己的成本,事前自会掂量行为的代价,不敢轻率行事;受害人既不因受害而获利,也不因诉讼而净亏,事后无须再为填坑奔忙。两端同时端正,威慑与补偿两个功能才都不落空,这是它在效率分析中的双重身份,也是规则权威的真正来源。

责任保险Liability Insurance

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保险,由保险人在约定范围内承担赔付义务。其要素为对第三人的责任风险、保费对价与保险人的赔付承诺,所要解决的是损害分散与加害人偿付能力不足的问题。它不同于以自有财产损失为标的的财产保险,承保对象与功能均有区别。

责任保险的功能在于损害的外部化处理:事故发生时,赔付由保险池在众多投保人之间分摊,加害人免于一次性赔偿导致的财务灾难,受害人也不必面对一个无力支付的责任人。医疗、驾驶、企业经营等高风险活动因此得以持续开展,社会不会因为个体承担不起事故后果而放弃这些活动本身,保险维持的是活动继续进行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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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成本避免者Cheapest Cost Avoider

最小成本避免者是指在可能发生的事故中,能够以最低代价采取预防措施而避免损害发生的一方当事人。其要素是可比较的预防成本与可实现的避免效果,要解决的是损害应当由谁负责防住的问题。它只回答由谁来防,并不回答损失在道德上归咎于谁,也不能替代既有的归责要件。

机理在于把预防任务指派给成本最低者,全社会为既定安全水平付出的总代价随之最小。责任落在谁头上,谁就有激励去计算并实施那笔便宜的预防,昂贵一方无须重复投入。与事后追究过错相比,这条思路着眼事前的行为引导,比较的对象是双方各自可采取的措施成本,而非损害数额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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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威慑Optimal Deterrence

最优威慑是指将处罚严厉程度与查获概率组合配置,使预期惩罚恰好足以在边际上制止得不偿失的危害行为,同时执法资源耗费最小的威慑理论。其要素为严厉度、查获概率与预期惩罚之间的乘积关系,所要解决的是有限资源下如何实现既定威慑目标的问题。它不意味着对危害行为一律从重处罚,威慑的适度性由社会成本决定。

威慑的基本算式是预期惩罚等于严厉度与查获概率的乘积。同样的乘积可以由轻罚勤查或重罚疏查组合而成,两条路径的成本结构不同:提高查获率需要投入人力与侦查技术并受技术上限制约,加重处罚则受罪责相当的约束,过重的刑罚还可能稀释边际威慑。最优组合取决于两条路径的边际成本比较,各路径上每一单位投入的威慑效果相等处即为配置的停手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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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与合同7 条

不可抗力Force Majeure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因该情况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行为人可免除相应的违约责任。它要解决的问题是,灾祸使履约落空时如何公平分配损失,而不让无过错者为不可控的风险买单。适用中须与情势变更相区分,前者履行不能,后者仍可履行只是继续履行的代价严重失衡。

免责的机理在于归责的界限:违约责任以可归责性为前提,而人对无法预见、无法抗拒的事件并无过错,强令其承担后果等于无过错的追责。更深一层看,不可抗力规则实质上是风险分配规则,损失应由更能预防、更能投保、更能承受的那一方承担,由此实现全社会成本最小的安排,而非简单地让各人自认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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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规则与责任规则Property Rules / Liability Rules

财产规则与责任规则是指保护权利的两种制度路径:前者要求未经权利人同意不得转移权利,后者允许在支付外部确定的补偿后强制转移权利。其要素是转移条件与价格形成方式,要解决的是不同交易成本情形下保护强度的选择问题。两者并非替代关系,实践中常按谈判可行性混合适用,适用时还应核对补偿标准的可靠性。

财产规则给出否决权,转移价格由当事人谈判形成;责任规则给出诉权,价格由法院或立法确定。前者保护意愿最强,但依赖谈判可行;后者绕过谈判,代价是补偿数额可能偏离权利人的主观评价。选择的枢纽是交易成本:当事人少、标的清晰时谈判便宜,宜用财产规则;人数众多或议价受阻时,坚持先同意会使交易无法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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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

反公地悲剧是指一项资源因排他性权利分散于众多持有者手中,人人都能否决使用,致使资源长期闲置或利用不足的困境。其要素是互补权利的碎片化与一票否决的可能,要解决的是权利结构如何不窒息资源使用的问题。它与公地悲剧方向相反,症结在于约束过多而非约束缺失。

机理在于否决权的叠加:互补的权利分属多人,使用者须逐一取得许可,交易成本随权利人数成倍累积,许可链条上任何一环都可能卡住整体。只要有人索取的对价超过其对资源增值的真实贡献,整合使用便无从谈起,资源就在无休止的磋商与等待中被锁死,闲置本身即是损失,而责怪任何单一持有人都无从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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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主义行为Opportunism

机会主义行为是指交易者利用合同不完备与信息不对称的缝隙,通过隐瞒信息、歪曲行动或事后要挟谋取私利的行为。它要解决的问题是,自利动机会沿合同漏洞与监督盲区寻租,须在事前设计治理结构加以防范。它与正当的自利竞争不同,分界在于是否利用对方无从拒绝的关口下手。

发生的机理在于合同的不完备性与资产的专用性:条款永远写不尽未来的状态,一方投入的设备、技能或声誉若难以转作他用,便形成被锁定的局面,此时另一方以断绝交易相要挟,锁定者只能让步。信息的不对称又使偷工减料、隐瞒真相等隐蔽行动难以被即时察觉,缝隙因此真实存在,制度设计不能以人人自律为预设,而必须假设机会主义会发生。

敲竹杠Hold-Up Problem

敲竹杠是指在交易一方因专用性投资而被事后锁定、退出成本极高的情况下,另一方利用这一锁定地位索取优于普通谈判条件的机会主义行为。其要素为专用性投资、事后锁定与策略性要价,所要解决的是事后机会主义如何侵蚀合作激励的问题。它与普通的讨价还价不同,后者以双方对等的谈判能力为前提。

敲竹杠的机理在于时序错配。一方按对方的独特规格投入资产,投资一经作出便沉淀为专用形态,转作他用的价值大打折扣;对方在缔约之后再谈条件,投入方因退出成本过高而失去制衡,锁定一方于是有动力压价,分享这笔沉淀投资的收益。要挟并非缔约时的隐瞒欺骗,而是关系专用性投资在事后谈判结构中的必然产物,投资越专用,锁定越深,机会主义的空间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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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违约Efficient Breach

效率违约是指毁约去赚更多,在把守约方赔足之后仍有剩余,且剩余超过履约所得时,选择毁约的做法。它算的是两种结局下全社会的总账,毁约让资源转到更看重它的人手里,总财富反而增加。它成立的前提是赔偿充分,让对方站到假如履约时的位置,赔不足时毁约谈不上效率,只是损人利己。

账是这么算的:毁约一方的所得是新机会的收益减去该赔的钱,履约的所得是原交易创造的价值,两边比大小,哪边社会财富多就走哪边。它能成立,靠的是把守约方赔足这一条,对方拿到假如履约时该有的全部好处,没有受损,资源又流到了出价更高、更用得上它的人手里,多出来的部分就是效率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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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赏广告Reward Notice

悬赏广告是指广告人以公开方式向不特定人声明,完成特定行为的人可以请求支付报酬的意思表示。它要解决的问题是,目标信息分散在不特定多数人手中,须以确定的赏格激励其投入搜寻与协助。其成立不依赖与特定人缔结合意,报酬请求权以完成指定行为为条件,该性质易与经合意成立的合同相混同。

其经济机理是把搜寻任务外包给潜在的应征者:报酬相当于计件工资,完成指定行为即行兑付,广告人以一笔确定的支出撬动无数双眼睛,省下自行雇佣与逐一谈判的成本。法律承认其效力,理由在于公开的承诺本身构成约束,赏格一经发出即产生信赖,说话算话的信用是这套机制得以反复运转的本钱,赖账一次,下一次喊话便无人响应。

诉讼与规制6 条

贝克尔模型Becker Model of Crime

贝克尔模型是指贝克尔提出的把犯罪视为理性选择的分析框架,行为人比较犯罪的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后者为被查获概率与处罚轻重的乘积,预期净收益为正则实施犯罪。它要解决的问题是,威慑如何通过查获概率与刑罚强度的组合来实现,从而把刑事政策变成可计算的选择。其边界在于,模型假定行为人理性且对概率与刑罚形成稳定预期,难以解释激情犯罪等非理性行为。

模型的机理在于把刑罚的威慑力拆成两个可调的变量:查获概率与处罚强度,二者相乘构成预期成本,威慑政策因此表现为两种手段的组合与替代。提高概率意味着投入警力与侦查技术,加重刑罚则受罪责相当原则与边际威慑递减的约束。社会在两个边际之间权衡,哪一边的边际威慑成本更低就往哪一边多投入,对犯罪的回应由此从从严从重的口号变成一道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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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代理Contingency Fee

风险代理是指律师与当事人约定报酬取决于案件结果的收费安排,胜诉按约定比例分享赔偿,败诉则免收或减收费用。其要素是分成比例与结果挂钩方式,要解决的是当事人无力预付费用时的诉讼可及性问题。它并非司法救济的唯一通道,与法律援助、诉讼费用保险各有覆盖面,不可相互替代。

机理是把律师转化为风险的共同承担人:报酬变成对案件收益的分成,律师自会筛选有胜算与赔偿价值的案件,并在代理中尽力投入。对付不起前置费用的当事人,这扇门因此打开;对律师,高赔付案件值得押注。按小时计费的工匠式收费无法提供这种结果导向的激励,案件筛选与投入强度无须委托人另行监督。

规制成本Regulatory Cost

规制成本是指政府实施一项规制时由政府、企业与社会共同承担的全部代价,包括行政与合规的直接支出以及市场效率的间接损失。它的构成是规制机构运行费用、企业遵从成本与竞争扭曲等机会损失,解决的是政策评估中成本与收益如何完整计入的问题。它常被低估,因为成本分散隐蔽而收益集中可见,只计直接支出的评估会系统性偏向立规。

规制成本大体分三类,规制机构自身的执行费用,企业为满足要求付出的合规支出,以及市场层面的间接损失。合规支出并不都是净损失,一部分转化为更安全的产品的服务质量,留在市场内部。真正容易漏算的是机会成本,被挤出的中小企业、减少的产品种类、迟滞的创新,这些损失不出现在任何会计账目上,却由整个社会承担。

规制俘获Regulatory Capture

规制俘获是指被规制者通过游说、信息供给与人事往来等持续影响,使监管机构的规则制定与执法活动转而服务于被规制行业利益的现象。其核心在于组织化程度不对称造成的利益传导失衡,所要解决的是监管者为何偏离公共利益以及如何设置制衡的问题。它描述的是一种结构性结果,不要求监管者存在违法意图或贿赂情节。

俘获的动力来自组织成本与利益结构的不对称。行业内的企业数量有限,利益一致、信息集中,与监管机构日常接触,为维持一项有利规则投入游说资源的边际收益很高;公众人数分散,单个成员监督的收益微小,普遍选择搭便车,缺乏持续施压的能力。监管者的预算规模、业绩考评与离任后的再就业考量,又使其天然更贴近行业立场,天平随时间推移而倾斜。

和解区间Settlement Range

和解区间是指原告可接受的最低数额与被告愿意支付的最高数额之间的重叠部分,落在此范围内的出价双方均可接受。其要素是各自对判决结果的预期与各自的诉讼成本,要解决的是纠纷能否不经裁判而私下了结的问题。它标示和解的可能性边界,存在区间并不保证谈判必然达成。

两条界线的算法互为镜像:原告以判决预期减去己方诉讼成本为底线,低于此数不如上法庭一搏;被告以判决预期加上己方诉讼成本为顶线,超出此数不如应诉到底。诉讼成本在此充当和解的助推器,成本越高,两端各自的让步余地越大,重叠随之变宽,笨重的诉讼程序反而催生更多的私下了结。

私人执法Private Enforcement

私人执法是指由私人主体而非公共机关发现违法、提起诉讼并获得赔偿或奖励的执法机制,其要害在于让发现和追诉违法者有利可图。它要解决的问题是,公共执法资源不足而违法线索分散在广大受害者与知情者手中,须借助激励机制把分散信息转化为执法行动。常见误读是将它等同于牟利式滥诉,其正当性取决于私人收益与社会成本是否一致。

机制的运转依靠利益驱动:惩罚性赔偿、集团诉讼、举报奖励等装置使私人追诉的收益超过其成本,于是被坑的股民、受骗的买家愿意花自己的钱与时间盯住违法者。这一安排把发现违法的信息从千万双眼睛里汇聚起来,替代了规模庞大的公共监督队伍,费用由最了解案情也最有动机的人承担,执法因此获得了不依赖财政供养的毛细血管。

心理学(交叉学科)判断、群体与说服中的心理机制

认知偏差6 条

代表性启发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

一种概率判断捷径,指人在估计某事物属于某类别或来自某过程的可能性时,依据它与该类别典型形象相似的程度来判断,相似程度越高就觉得概率越大,而忽视真实的比例信息。它与可得性启发的界线在于:可得性看例子好不好想起,代表性看对象像不像原型。日常地说,像什么样就当是什么样,忘了看基数。

机制是人把相似错当成概率:原型印象来得又快又生动,真实的基础比率却抽象而不显眼,于是在判断中被挤到一边。比如一个人安静、爱读书、戴眼镜,许多人立刻猜他是图书管理员而不是业务员,觉得前者更像;可业务员的人数远多于图书管理员,随便遇到一个人的先验更可能是后者,轮廓像不能推翻基数。忽略基础比率,正是这条捷径最常见的代价,印象越典型偏得越远。

后见之明偏误Hindsight Bias

一种记忆与判断偏差,指人在知道结果之后回头看待当初的预测和决策,会觉得那个结果显而易见、早就该料到,并因此低估当时信息的模糊和决策的难度。它与确认偏误的界线在于:确认偏误影响事前如何选证据,后见之明影响事后如何评价决策。说白了,结果一出,记忆就被改写成了我早知道。

机制是结果一旦确定,人脑会围绕它重新组织因果链条,把当时没注意的线索补写成清晰的预示,原来的犹豫和不确定反而记不真切。比如一场比赛结束后,人们纷纷说这支队伍状态明显更好、赢是肯定的,可赛前同一个人对谁会赢其实拿不准,甚至盼的是另一边。这种早知道的感觉让人苛责过去的决策者,也让人误以为风险本来就该看得见,反而学不到真正的教训。

可得性启发Availability Heuristic

一种判断捷径,指人在估计某类事件的频率或可能性时,依赖相关例子在头脑中被想起的容易程度:越容易想起,就觉得越常见、越可能发生。它与代表性启发的界线在于,代表性启发看对象像不像典型原型,可得性启发只看例子调取得顺不顺。用日常话说,脑子里例子来得快,人就误以为世上这种事多。

机制在于人用回忆的流畅程度替代了对真实频率的统计:生动的、近期的、情绪强烈的经历更容易被调取,人便把想起来容易错当成发生得多。比如买车前刚好听说邻居的车被剐蹭,接下来几天满街都能注意到剐蹭的车,于是觉得剐蹭随处可见,其实路上完好的车占绝大多数。这个捷径平时省力,但在报道集中、个人经历特殊的时候,会把判断明显带偏,越是一下子想到的画面越靠不住。

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

一种决策偏差,指同一个事实或同一组选项,仅仅因为表述方式不同——强调所得还是强调所失、说成功率还是说失败率——人们的选择就随之明显改变。它与锚定效应的界线在于:锚定是参照数字拉扯估计,框架是表述结构改变偏好。一句话说,事情没变,说法一换,人就做出了不同的决定。

机制在于人对损失的敏感程度超过对同等收益的获得:同一结果被说成损失时,人更愿意冒险避免它;被说成收益时,人更倾向稳妥地保住它。比如同一项体检,医生说做完这项检查,九成的人指标恢复正常,就诊意愿明显升高;换成说不做这项检查,一成的人指标难以恢复,明明是同一组事实,听上去却像另一种风险。措辞不是内容本身,却悄悄改写了内容在心里的分量。

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

一种判断偏差,指人在估计数量或评估事物时,会不自觉地被最先接触到的数字或说法牵住,后续判断围绕这个参照点做小幅度调整,而调整往往不够充分。它与框架效应的界线在于:框架效应是表述方式改变选择,锚定效应是某个具体参照值拉住了估计。说穿了,第一个数字一旦出现,就成了天平的原点。

机制是人从锚点出发逐步调整,但调整停在差不多可以了的位置,很少走到底;即便明知锚点毫无参考价值,它的牵引也难以完全消除。比如房东挂出一套房子说要租五千,租客还价到四千五,觉得自己占了便宜,可同地段类似的房子其实三千多就能租到,整场谈判都被那个五千框住了。锚不一定是恶意开价,也可能是自己心里先冒出来的任意数字,同样会把估计算歪。

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

一种常见的认知偏误,指人在形成某种看法之后,倾向于主动寻找、关注和记住支持该看法的证据,同时轻视、回避或挑剔与自己立场相冲突的信息。它常与可得性启发同时出现,但侧重不同:可得性启发讲什么例子容易被想起,确认偏误讲人如何挑选证据。落到日常语言:人一旦先有结论,眼睛就开始只看自己想看的东西。

它的机制在于人脑处理支持性信息的成本更低:符合既有观点的证据几乎不用加工,而相反的证据要求重新组织整个看法,还伴随不舒服的心理感受,于是人不知不觉抬高了对相反信息的审查门槛。比如一个人认定某小区治安不好,之后就格外留意邻里群里每一条丢东西的抱怨,而对平安无事的多数日子毫无印象,越看越觉得自己的判断没错。这并不等于他的每条证据都作假,而是证据的来源被悄悄筛过了一遍。

思维误区5 条

过度自信Overconfidence

过度自信是判断与决策研究中的核心偏差,指人们系统性地高估自己知识的准确性、能力水平和对事件的掌控力。常见形式包括置信区间过窄、优于平均错觉与控制错觉。它不同于乐观:乐观关乎对结果好坏的预期,过度自信关乎对自己判断精度的估计。

机制在于反馈缺失与自我开脱:人更容易记住做对的部分,错了常有差一点、运气不好之类的解释兜底,校准因此建立不起来;对一件事懂得越少,可供对照的自我修正就越少,反而越敢下结论。比如不少司机自认开得比一般人稳,可是出了事故的人,事前多半也这样评价过自己。它的边界在于:任务越难、反馈越慢,过度自信越强;对简单到近乎机械的任务,人反而会低估自己。

基本归因错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

基本归因错误是社会心理学的经典归因偏差,指人们在解释他人行为时,系统性地高估人格、品质等内部因素,低估情境与角色等外部因素;解释自己时方向却常常相反。它与行动者—观察者偏差相邻,后者把这种不对称进一步扩展到对自身行为的解释上。

机制在于视角差异:观察者的注意力焦点是行为本身,环境只是背景,于是顺手把行为对应到性格;当事人对自己处境的信息更充分,自然先看到约束在哪里。比如别人开车加塞,我们断定他没素质;轮到自己加塞,则解释成赶时间、路口设计不合理,两套理由互不打搅,各自成立。它的边界在于:情境因素真实存在时才谈得上错归,如果对方一贯如此,把原因放在性格上未必是错。

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

认知失调是社会心理学的经典概念,指一个人同时持有相互冲突的认知,或行为与信念不一致时产生的心理紧张状态。为缓解这种不适,人通常不是改变已经做出的行为,而是调整态度、信念或对事件的记忆,使其与行为相容。这一调整多半是无意识的,因此不同于故意说谎。

机制在于人需要自我形象前后一致:行动已经发生且无法撤销时,改变信念比承认错误更省力,于是人寻找理由、贬低未选的选项、抬高已选的选项,让心里那点别扭尽快平息下去。比如花大价钱买了一台并不好用的机器,用过之后反而觉得它还不错,也更愿意向朋友推荐,因为承认买亏比忍受别扭更难。它的边界在于:并非所有不一致都引发失调,涉及核心自我、由自己承担责任的选择才最强烈。

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

损失厌恶是行为经济学与决策心理学的核心概念,指人们对同等数量的得与失感受并不对称:失去带来的痛苦明显强于得到带来的快乐。它是一种系统性的价值权重偏差,不等于胆小保守;恰恰相反,当所有选项都意味着损失时,人反而可能冒险去赌翻本。它也是前景理论的基石之一。

机制在于人对现状的参照点:得到被记为改善,失去则被当作对现状的侵犯,情绪反应更重,于是在权衡时人们给损失赋予了过高的权重,宁可放过机会也不愿承受损失。比如钱包里丢了五百元的懊恼,往往超过捡到五百元的惊喜,尽管金额完全相同。它也解释了为何谈判中死守现状、投资中迟迟不肯止损。注意它与风险规避不同:前者源于参照点的得失,而不是回避波动本身。

自我服务偏差Self-Serving Bias

自我服务偏差是动机性社会认知中的一种归因偏差,指人们倾向于把成功归因于自己的能力与努力,把失败归咎于运气、环境或他人等外部因素,以此维护自我价值与自我形象。它与基本归因错误方向互补,常被理解为自尊的防御机制,而非有意的推诿。

机制有两层:动机层面,好结果衬托能力,坏结果威胁自尊,人在解释时便厚此薄彼;认知层面,人对自己付出的努力和善意意图记得更清楚,对客观条件的权重估计不足,解释自然向自己倾斜。比如项目顺利时觉得自己眼光和执行都好,项目砸了则归咎于市场转冷、队友拖后腿,复盘时各说各话。它的边界在于:长期受挫的人可能走向反面,连成功也归于运气,形成悲观的解释风格。

群体行为5 条

从众Conformity

从众是社会心理学中的群体影响现象,指个体在真实或想象的群体压力下,调整自己的判断、态度或公开行为,使之与多数人保持一致。它分为表面顺从与真心接纳两种形态,与独立性相对,同暗示、感染等群体过程交织在一起,本身并无好坏之分。

机制有两个来源:信息性影响,把多数人的做法当作现实的线索,大家都这样大概更对;规范性影响,害怕被排斥、被另眼相看,先保持一致再说,两条路常常同时起作用。比如在陌生的景区,看到所有人都排队往一条小路走,即使路标不明,人也多半跟着排,不再自己找路,心里还暗暗觉得大家不会都错。它的边界在于:任务越模糊、群体越有吸引力,从众越强;允许匿名作答时,表面顺从会明显减少。

旁观者效应Bystander Effect

旁观者效应是社会心理学中的助人行为现象,指在场旁观者人数越多,任何单个个体伸出援手的可能性和速度越低。其核心是责任分散:助人责任被在场者共同分摊后,落到每个人头上的分量变薄。它描述的是概率趋势,并不断言在场者必然袖手旁观。

机制分三步:注意到事件后,人先观察他人的反应来判断是不是紧急事态,人人观望便互相印证了不严重;接着责任分散,谁都不觉得非自己不可;最后是评价顾虑,怕出手后显得小题大做。比如楼道里有人摔倒呻吟,路人来来往往都放慢脚步看一眼又走开;只剩一个人在场时,反倒更容易上前搀扶。它的边界在于:旁观者彼此认识,或有人先明确喊话分工,效应就会减弱。

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

群体极化是群体动力学的经典发现,指群体经过讨论之后,成员的立场比讨论前更加极端:原本偏谨慎的更谨慎,原本偏激进的更激进,群体的平均立场整体移向原有倾向的深处。它不同于凝聚力的增强,也不必然走向一致;极化的方向由讨论前的初始倾向决定,讨论只是放大器。

机制主要有二:说服性论证,讨论中支持既定倾向的理由被反复听到,反对的声音稀少,观点像被加了码;社会比较,成员想显得比群体的平均水准更符合主流立场,于是各自再往前挪一步。比如几个本就嫌某摊位价格贵的邻居聚在一起抱怨,越聊越认定对方就是故意宰客,下次集体抵制比原先各自的打算更坚决。它的边界在于:松散、匿名、彼此并不亲近的讨论同样会极化。

群体思维Groupthink

群体思维是群体决策研究中的缺陷模式,指凝聚力高、与外界隔离又缺乏议事规范的团体,为维持一致与和睦而压制异议、跳过批判性评估的心理过程。判断的关键是决策过程是否被求和的氛围扭曲,而不是决策结果本身的对错,这一区分也是它常被误用的地方。

机制在于成员把和睦当成了目标:提出疑问显得不合群,于是自我审查;带头人先表态,犹豫者跟着沉默;再加上我们从未错过大方向的错觉,外部的批评也被简单化处理。比如几个合伙人商量扩张,有人心里发虚,但见其他人谈笑风生,便把疑问咽了回去,会上只剩附和,风险清单根本没人列。防它靠制度而不是觉悟:指定专门唱反调的人,带头人最后表态,分组独立评估。

社会惰化Social Loafing

社会惰化是社会心理学中的动机现象,指个体在群体中共同完成任务时,付出的努力少于单独完成时的水平,其前提是个人贡献无法被单独识别。它不同于蓄意偷懒的搭便车,也与责任分散、评价焦虑消失等机制相关。任务的意义感与贡献的可辨识性,是它最有效的解法之一。

机制在于可见性降低:一起干活时,个人贡献被平均掉,多干少干差别不大,评价的焦虑随之消失,动机跟着下降;还会有人想,反正别人会补上,不必自己多出力。比如大扫除时一个人负责一片,会扫得干净;人一多一起扫,总有人只站在墙边挥两下扫帚,看着忙实际没干活。它的边界在于:任务有意义、能按人计功、成员彼此熟悉并看得到各自的贡献时,惰化会大幅减少甚至消失。

心理操控与说服5 条

登门槛效应Foot-in-the-Door Effect

登门槛效应是说服与顺从研究中的现象,指先向对方提出一个容易被接受的小请求,待其同意后,再提出更大的相关请求,后者获得同意的概率上升。其成立的关键是:两次请求在主题上连贯,第一步又小到对方愿意答应,答应之后还会影响他对自己行为的看法。它与门面效应顺序相反。

机制是自我知觉与承诺一致:人从自己的行为推断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答应了第一个请求,便觉得自己是愿意帮忙、支持此事的人,拒绝后面的请求会与这个新形象冲突。比如邻居先请你在业主群里帮忙转一条电梯维保的通知,你顺手发了;过两天他请你牵头征集签字,你会觉得上次都帮了,这次不好推。它的边界在于:小请求若被当成圈套或变相收买,后续效应会失效甚至反噬。

煤气灯效应Gaslighting

煤气灯效应指一种渐进式的心理操纵:操纵者长期、反复地否认事实、歪曲记忆或贬低对方的感受,使受害者逐渐怀疑自己的感知、记忆与判断,转而依赖操纵者来确认现实。它多见于亲密关系与职场,是持续的现实控制,不是单次争执或观点分歧。

机制是温水式的侵蚀:一句你记错了也许可以顶回去,但它反复出现,又夹杂着平时的好,人会先怀疑记忆,再怀疑感受,最后怀疑自己是否正常,于是每一次求证都去找加害的那个人。比如一方明明答应过某事,事后却说从没提过,久了另一方开口之前先想,是不是我又想岔了。它的边界在于:善意的纠正、正常的分歧都不是煤气灯,关键看是否系统性地否定对方确认现实的能力。

门面效应Door-in-the-Face Effect

门面效应是顺从技术研究中的现象,指先提出一个几乎必然被拒绝的大请求,待对方拒绝后,再提出真正想要的小请求,此时对方让步的概率明显上升。它与登门槛效应顺序相反,一次完成,不依赖对方先前做出承诺,靠的是让步引发的互惠压力。

机制是互惠式让步:请求者从大要求退到小要求,被请求者感到对方让了一步,基于互惠规范,自己也该让一步;同时小请求经对比显得格外合理,接受它几乎不费力。比如租房时对方先报一个明显偏高的月租,你一口回绝;他随即表示可以降一些再添置家电,你反而觉得这个价格能谈了。它的边界在于:两次请求须出自同一人且间隔很短,小请求本身若仍显过分,或被识破套路,效应即告消失。

情感勒索Emotional Blackmail

情感勒索指在亲密或重要的关系中,一方利用对方的责任感、恐惧与愧疚,以惩罚、冷落或自伤相要挟,迫使对方让步以满足自己需求的操纵模式。它常以爱的名义出现,与正常求助的界线在于:前者以关系的存续为筹码,事实上剥夺了对方拒绝的权利。

机制是威胁与义务的叠加:勒索者把一件小事抬升为你到底在乎不在乎我的资格测试,把拒绝等同于背叛;对方则因愧疚和害怕失去关系而让步,让步越多,对方手里的筹码越重,循环随之加深。比如家人以你不答应我就不好好吃饭来逼你放弃去外地发展的机会,你退了这一步,下一次的价码只会更高。它的边界在于:情绪激动地表达不满不等于勒索,关键看是否用惩罚威胁堵死说不的路。

稀缺效应Scarcity Effect

稀缺效应是行为经济学与消费心理中的现象,指物品或机会的供给越少、越接近失去,人们感知到的价值就越高,获取的意愿也随之越强。它不区分真实稀缺与人为稀缺:无论数量限制是自然形成还是营销制造出来的,起作用的都是同一套心理机制。

机制有两条:损失厌恶驱动,即将得不到被编码为损失,比还能多得到更有推力;注意力驱动,稀缺信息把思绪集中到得到之后的想象上,价值反而被顺势抬高。比如购物页面标着仅剩最后几件,本没打算买的人也会犹豫要不要先下单,怕晚一步就没了,买回来常常闲置。它的边界在于:一旦被识破是故意制造的信息,或商品可以轻易替代,效应会迅速衰减,甚至反过来损害信任。

逻辑学推理形式与日常论证中的谬误

概念与语言5 条

断章取义Quote Mining

断章取义指从一段完整的表述中截取局部片段,脱离原有语境引用,使原话的意思发生改变甚至反转。被截去的部分往往承载着限定、转折或条件,正是它们决定原意。这种做法不同于概括:概括忠实于整体,断章取义则用真实的片段制造虚假的整体印象。

断章取义的素材通常是真的,每个字都出自原文,这正是它难以察觉的原因:人们核对引文时只看有没有这句话,很少看前后还有什么。比如原话说这个方案现在还不能实施,因为条件不成熟,引用时只留现在不能实施,一个带条件的判断就变成了永远的否定。核对引文要看整段,引用要交代语境,这是基本的诚实。被断章的人有权要求补全语境。片段再真,也代表不了整段话的立场与分寸。

混淆概念Conflation

两个含义不同、又容易联想在一起的概念被当成同一个来使用,就是混淆概念,一种概念类谬误。论证的各个环节于是各说各话,讨论的并非同一个对象。它与偷换概念相近:偷换靠同一个词的词义滑动,混淆则把两个不同概念直接画上等号,前后一以贯之。

混淆概念常常发生在两个词听起来相近、日常用法又交叉的场合,说话人未必有意作假,只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两个含义之间来回走。比如把法律上的过错和生活里的过意不去混在一起,说对方既然表示过意不去,就等于承认有过错,于是一句客套话被当成了责任承认。两个概念各自说得通,合在一起就成了推理漏洞。识别的办法是问一句:这句话里的关键概念,前后说的是同一个东西吗。

结构歧义Structural Ambiguity

结构歧义指一个句子的词语都不变,仅因语法切分方式不同而可以读出两种以上意思的现象。它与词义歧义相对:后者源于某个词有多重含义,前者源于句子成分的组合方式,如修饰对象、并列归属或层次划分不明。歧义句被各取所需地引用时,就会变成论证中的陷阱。

口语和速写文字省略了停顿、标点与层级,多种切分都能自圆其说,结构歧义因此常见。比如三个小组的负责人开会,这句话既可理解为三个小组各自的负责人都来,也可理解为同一个负责人管着三个小组,两种读法对应完全不同的人数。消除的办法是把句子拆短、补上标点或调整语序,让切分方式只剩一种。合同与通知里尤其要防这种一语两读。歧义不消除,解释权就落在会读的人手里。

模糊概念Vagueness

高、严重、合理这类词的外延边界不清,属于模糊概念:相邻情形之间找不到一条清楚的分界线。模糊本身不是错误,日常语言离不开它;但当模糊词被当成精确标准用于论证、裁决或考核,就构成谬误:讨论者仿佛在使用有明确边界的概念,实际上边界并不存在。

模糊词的麻烦不在于它没有意思,而在于它的边界随语境移动,谁掌握解释权,谁就能把标准挪到自己需要的位置。比如考核只写工作表现不好就要被调岗,好与不好的界线没有事先说清,最后由谁来定,谁就同时握住了规则和结果。对策不是消灭模糊词,而是在需要精确的地方把标准拆成可核对的具体条件。先定标准再谈评价,顺序一倒,模糊就成了任意。标准写清楚,模糊词才不伤人。

偷换概念Equivocation

偷换概念是一种语义类逻辑谬误,指同一个词或短语在论证中途悄然改变含义,使前提与结论之间并未真正衔接。它利用词语的多义性,让表面上的同一表述掩盖实际上的两个意思。它与混淆概念的区别在于:后者把两个概念当成一回事,前者靠同一词语的词义滑动完成偷渡。

偷换概念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一个词的常用义往往不止一个,听者会自动按前一句的意思去理解后一句,察觉不到词义已经换挡。论证者只需让两个含义各承担一半推理,结论就能在表面的通顺中悄悄落地。比如有人说,这家店的水果要靠抢,说明生意好;紧接着又说要禁止抢购。前一个抢是争着买,后一个抢是抢夺财物,词没变,意思却换了,结论因此站不住。两个意思各干各的活,推理就成了空转。

演绎与形式5 条

不当周延Undistributed Middle

不当周延是三段论的一种形式谬误,指作为连接两个前提桥梁的中项,在两个前提中都没有被周延地使用,即都没有断定其全部外延。中项至少要周延一次,两个前提才能把大项和小项真正连起来;两次都不周延时,大项和小项可能分别联系中项的不同部分,结论却假装它们重合。

中项是两个前提共享的那个词,两次都不周延,等于说它每次只代表一部分对象,而两次说到的可能不是同一部分。比如所有猫是动物,所有狗是动物,若据此推出所有狗是猫,就是把动物这个中项在两句里各用了半截,猫占的那部分和狗占的那部分根本不必重合。检查中项是否周延,是排查三段论最省力的一步。中项两头都只说一半,结论就悬在半空。半截词连不起两个前提。

否定前件Denying the Antecedent

若P则Q,P不成立,于是断言Q也不成立,这种推理形式就是否定前件,一种典型的演绎谬误。错在把条件句当成双向等值:若P则Q只说明P是Q的充分条件,并未排除其他原因也能导致Q,所以P缺席证明不了Q缺席。它与肯定后件互为镜像,都误读了条件关系的方向。

条件句只堵住了一条路,却还有别的路通向同一个结果,否定前件把其余的路全封了。比如学校规定,获评优秀者可以领奖状,有人没获评优秀就断定他没领过奖状,可奖状也许来自别的评选,规定从没说优秀是领奖状的唯一资格。想推翻Q,必须找到Q不成立的直接证据,或者证明P是Q的必要条件,仅仅否定P不够。推理前先问:这是充分条件还是必要条件。方向搞反,推理再整齐也白搭。

虚假两分False Dilemma

明明存在多种可能,却被压缩成对立的两个选项,这就是虚假两分,一种预设类谬误。它制造选择的假象:选项看似穷尽一切,实际遗漏了中间地带、第三条路或两者并存的情形。识别的关键是追问一句:除了这两个,还有没有别的选项;没有这声追问,二选一就成了圈套。

二选一的说法自带压迫感,听者忙于在两个给出的选项里权衡,就忘了抬头看还有没有别的门。成因常常不是无知而是策略:把局面说成只剩两条路,其中一条显得难堪,另一条便更容易被接受。比如谈合作时对方说,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就此作罢,其实分期推进、先试点再扩大都摆在桌上,只是没被端出来。逐项追问被抹掉的选项,假两难就现了形。选项本身可能是真的,穷尽才是假的。

循环论证Circular Reasoning

循环论证是一种论证结构缺陷,指把结论本身或其同义改写当作前提,前提的成立又依赖结论,论证绕一圈回到起点。它的毛病不在推理形式,而在于没有提供任何独立支持:接受前提就等于已经接受了结论。边界在于,公理体系的起点是被独立承认的,因此不算循环。

循环常发生在结论经过改写之后:换了字面,听者就认不出它就是待证的那个命题。比如有人断言这本书讲的都是真事,理由是书里写的都是实际发生的情况,真事与实际发生的情况是一回事,等于用结论给自己作保。检验办法只有一个:把每个前提单独拎出来问,它能不能不靠结论而独立成立。前提一旦离了结论就站不住,循环就坐实了。链条闭合的论证,看起来自洽,实际一步也没有往前走。

预设谬误Presupposition Fallacy

预设谬误指在提问或陈述中夹带一个未经证明的前提,使任何直接回答都默认了该前提成立。典型形式是复杂问语:问题表面只问一件事,暗中已经把另一件事当作既定事实。对付它的正确做法不是选是或否,而是先拆出隐藏前提,要求对方先行证明;前提不立,问题本身就不成立。

这类问题的力量在于把负担转给了听者:你忙着回答问的是什么,就忘了先问该不该这样问。比如有人问,你把借走的工具弄坏之后打算怎么赔,弄坏了工具这件事被悄悄装进了问题里,回答怎么赔就等于承认弄坏过。拆解的办法是把问句还原成两个命题再分别核对,凡是直接回答就会吃亏的问题,先查它问了什么之外还假定了什么。先审题,再答题,顺序不能反。答案再漂亮,也救不了有毒的问题。

归纳与因果5 条

归纳谬误Inductive Fallacy

由个别或有限的事例推出全体或普遍结论,是归纳推理最常被误用的形式。归纳本身不是错,错在样本太少、太偏,却把结论当成必然。它又称轻率概括,与「把先后当因果」不同:毛病出在从部分跳到全体那一步,步子太大,结论太死。

归纳要求样本有代表性:看到几只黑天鹅只能说明存在黑天鹅,不能说明所有天鹅都黑。比如有人面试三家公司都被拒,就断定今年就业市场完了;其实这三家可能同属一个行业、一座城市,面试官口味相近,数量看似不少,信息却只有一份。边界在于:归纳结论只能给概率支持,不能给百分百保证;要推翻它,一个反例就够了。样本越少,结论越要克制。

简化因果关系Oversimplified Causation

一个结果往往由多个原因共同造成,论证时只挑一个原因,甚至说成唯一原因。多因一果是常态,单因解释常常省事却失真。它与因果倒置的区别在于没有画反方向,而是把原因清单剪得太短,只留下最能打动人的那一条。

简化因果最有说服力的场合,恰恰最危险:一个鲜明的原因容易讲成故事,其余因素被静默省略,听着顺,其实是删出来的顺。比如学生成绩下降,家长归因于手机玩多了,却忽略睡眠不足、班级变动与课程难度;把最扎眼的那个当成全部,对策自然对不上症。不是说不能突出重点,而是要把「主要原因之一」与「唯一原因」分开说,并交代被省略的条件。

巧合谬误Coincidence Fallacy

把偶然同时或先后发生的事当成有因果关系。两件事一起出现,可能只是巧合,也可能有共同原因,需要另行证明。它与因果倒置不同:后者是把一对因果的方向画反,前者是本来就没有因果,只是凑巧碰上。

巧合之所以像因果,是因为人脑擅长找模式,宁可编一个解释,也不愿接受只是碰巧。比如第一次穿新衬衫就考试通过,就说这件衬衫带来好运;其实通过与否取决于复习,衬衫只是恰好同一天出现,换一件衬衫、复习同样充分,结果多半照旧。要区分巧合与规律,得看重复出现时是否稳定,以及有没有排除共同原因。

因果倒置Reverse Causation

把结果当成原因,或把因果链条的方向弄反。相关不等于因果,先后也不等于因果,方向尤其需要证据。它与简化因果不同:后者错在漏掉别的原因,这里错在把同一对因果的箭头画反了。

因果倒置常出现在制度评价里:看到重罚的地区事故更多,就说重罚导致事故;其实可能是事故多才引来重罚,越乱越管,越管越显得乱。比如公司发现加班多的团队业绩好,就鼓励加班;也可能是业绩目标高的团队本来就会加班,指标定高在先,加班只是结果。判断方向要看时间顺序、干预实验或机制证据,单靠同时出现的两个数字分不清谁在前。

在此之后Post Hoc

因为 B 在 A 之后发生,就断定 A 导致 B。时间先后只是因果的必要线索,不是充分证据,只能引着人去查,不能替人下结论。它与巧合谬误相近,区别在于它已经认定了方向,却同样没有给出证据。

这类推理在生活里极常见:换了个座位成绩变好,就说座位是关键;其实可能是换了座位后听课更专心,注意力才是真正起作用的那一环,座位只是跟着换了。比如每次下雨前膝盖疼,就认定下雨引起疼痛,也可能只是气压变化这个共同原因,雨和疼都在等同一个信号。要排除巧合、共同原因与回归效应,最可靠的是对照或重复干预,只盯着先后顺序不够。

谬误与诡辩6 条

稻草人Straw Man

把对方的观点歪曲成一个更容易反驳的版本,再把这个假版本打倒,宣称驳倒了对方。它与诉诸人身都绕开真正的论证:一个改说法,一个改对象,被驳倒的都不是原主张,赢的只是自己搭的靶子。

稻草人谬误常靠极端化完成:把「应当适度监管」改成「什么都要管」,然后攻击后者,赢一场对方根本没打的架。比如有人说作业量可以少一点,回应「你是想让孩子什么都不学吗」,讨论就偏了,原话里并没有这个意思。准确复述对方主张,最好用对方认可的说法;复述完问一句「这是你的意思吗」,能挡掉大半稻草人。

滑坡谬误Slippery Slope

从一个不起眼的起点出发,没有充分依据地推出一连串越来越坏的后果,最后说「所以第一步也不能走」。它与简化因果相反:一个把原因压成一环,一个把后果拉成一串,都超出了证据撑得住的范围。

滑坡的力量来自夸张的连锁想象,每一步都像「很可能」,合起来却没有任何一步被证明。比如「允许学生带手机进校,就会上课玩游戏,然后成绩全面下滑,最后没人考上大学」,每一环都吓人,每一环都没给出依据。如果每一步都有经验依据、链条又短,警告连锁后果是合理的;区别在于证据,不在于听起来吓不吓人。

诉诸大众Bandwagon Fallacy

因为多数人相信或这么做,就断定它正确。人数说明流行程度,不说明真假,人多人少是传播的事,不是证明的事。它与诉诸权威是一对:一个拿人多当理由,一个拿地位高当理由,都没碰事实本身。

从众压力让「大家都这样」显得很难反驳,但历史上多数人相信过的错误并不少,流行只说明传得广,不说明站得住。比如「这个偏方这么多人用,肯定有效」,用的人多,可能只是因为便宜、口口相传,跟有没有效没关系。在偏好类问题上多数可以决定规则,比如投票;在事实类问题上不行,两者不能混,票数再高也改不了事实。

诉诸权威Appeal to Authority

用权威的身份代替论证与证据:因为某专家、某名人这么说,所以它成立。权威的意见可以参考,但不能免去检验:身份只说明该更认真地听他讲,不说明可以照单全收。它与诉诸大众的区别在于,靠的是身份与地位,不是人数多。

权威在分工社会里有价值,问题是把「他懂这个领域」偷换成「他说的这句一定对」,身份的光环顺着话头罩住整段主张。比如演员推荐某种药,粉丝说「他都这么说了肯定没错」,而演员并无医学训练,说得再有底气也只是代言。内行在其专业范围内的共识是强证据,但仍要看依据;跨领域发言、利益相关时,权威的分量要打折。

诉诸人身Ad Hominem

不检验论证本身,转而攻击提出论证的人:身份、动机、品行、处境。人可以被批评,但论证对错要单独判断,是谁说的不改变说得对不对。它与诉诸权威恰好相反:一个靠身份抬举主张,一个靠身份贬低主张,都不碰论证本身。

诉诸人身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把注意力从「说得对不对」移到「你是谁」,听的人一旦站了队,就忘了原话还没被检验。比如同事提出报销流程有漏洞,被回一句「你自己上个月也报错过」,漏洞是否真实反而没人看了,话题全落到人品上,该修的流程照旧摆在那里。质疑证人的可信度在法庭上有其位置,但那影响的是证据分量,不能替代对主张的检验。

诉诸无知Appeal to Ignorance

因为没人能证明某命题为假,就断定它为真;反过来的版本也一样。举证责任在提出主张的一方,谁主张,谁拿证据;反驳的缺席不等于支持的在场。它与诉诸大众不同:这里连证据都没有,只靠对方拿不出反驳就宣布获胜。

「无法证伪」常被当成「成立」,尤其在没有数据的领域。比如「这种水晶能转运,你也没法证明它不行」,无法证明不等于已经证明,主张还是要由提出的人自己拿证据,拿不出就先存疑。法律上的无罪推定是制度安排,不是没证据就等于事实上没发生;事实判断仍要看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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